世族势力之蜕变与袁绍集团之兴衰

王者之风

“河北多名士，谁如审正南：命因昏主丧，心与古人参。忠直言无隐，廉能志不贪。临亡犹北面，降者尽羞惭。”
世家大族是东汉社会的骨干力量，在民间社会中也控制着主要的权力资源。名士集团的消长对东汉末期几个势力的消长有重要影响。东汉末期，河北几州是世家大族的聚居地，袁绍本身就属于名士集团的一员，袁绍势力的前期兴盛正体现了东汉世家大族权力的延续，袁绍势力的衰落一方面是体现了世族势力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在大变局的社会背景下必然要经历一场本质性的蜕变；另一方面是在这场蜕变中，袁绍由于其旧世族特点的制约，无法引导世族完成这场蜕变，而只能是成为这场蜕变的牺牲品，完成蜕变的部分世族无法被袁绍所容纳，有的死节，有的成为曹操集团中的新统治力量。
从文化精神上，袁绍的割据势力代表的是对东汉世家大族权力及文化精神的继承，其“繁礼多仪”；“好为虚势”；“以宽济宽”；“高议揖让以收名誉”；“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郭嘉论袁绍语），虽然不免有点虚伪，但正鲜明地体现了汉代士大夫精神。他在用人为政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也与他的权力资源相应和。他为政以宽和为主，能够得士人之心。一个旧的体系开始崩溃之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有的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袁绍能够对这些力量作出较为有效的组织，一段时间内，便会成为“众望所归”。
但袁绍亦是直接承袭了东汉世族的缺点，“好名”正是点出了其本质，只求外在的名，而不求实，甚至为了名而牺牲失：繁礼多仪，是为求“礼”之名；外宽内忌，政失于宽，是为求“宽”之名；绍多谋少决，高议揖让以收名誉，是为求“重士”之名；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是求“仁”之名。
东汉政失于宽，宽是相对于世家大族而言，给予世家大族太多的特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们过于放任，造成世族骄奢争权，无所节制。东汉是亡于内部权力斗争的，袁绍集团丝毫不差地继承了其内部权力斗争的弊端。因为是名士，就意味着你要尊重他，而名士多了，意见肯定不统一，双方都是高姿态，当政者为收名誉，不施以强力政治，必然造成党争不休。
并不是袁绍死后，几个儿子才展开内部权力斗争。在袁绍生前，党争矛盾就非常突出，其后几个儿子的斗争只是原来党争的表现和继承罢了。如兴平二年冬，献帝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绍将从其计。郭图、淳于琼反对说：“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袁绍犹豫不决，失去良机。郭图、淳于琼的反对理由正体现了旧世族的高傲，不愿意皇帝限制自己的行动，没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重要性。而后来曹操袭击刘备时，袁绍集团也是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坐失良机。
在这个变乱的时代，袁绍延续了旧世族的精神，而曹操在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当汉代一套礼法体系变得虚伪日渐失去其维系人心的作用时，曹操干脆抛开这一套，回到气质层次人的本性。所谓“唯才是举”（该令虽然发出甚晚，但基本上是曹操一以贯之的政策），就是避开（士大夫评定人的那一套）道德标准，主要以实用性的才能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
大多数世族在这一新的时代精神下，因为没法摆脱自身的精神气质，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如审配与沮授的死并非“士为知己者死”，他们是清楚地知道袁绍的昏庸的，他们是殉一种文化精神而死的。他们受旧文化精神所浸染，当那种精神所附着的社会日益解体，作为旧文化精神的寄托的那些士人无力挽回，只能徇此而去。甘愿就戮者在心理和精神上固守着他们自己认为的一种优越感，在他们心中，不论新主子（战胜并俘虏他们的人）在现实中多么有能力有魅力，被俘者在精神上都看不起对方。
即使投入曹操阵营的许多人，后来也因为不能认同曹操的施政精神，而被曹操杀死。三国志称：“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河北名士由于继承传统力量深，大多没有完成这一蜕变。是钟繇华歆王朗等人，能够因时而变者，最先主动完成了蜕变，后来由于陈群所定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才在制度上是世族完成了这场蜕变。此时，袁绍集团及其所代表的旧世族势力早就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