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迷茫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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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看了一下《鸦片战争》，是中央6台放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的太久，但是它却如窖藏的陈年老酒，年份越久，越是凛冽。
鸦片战争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系列军事、政治斗争的总和。这场战争的源头也许要追溯到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开始。也许还要再追溯到明代，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开始，也许更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秦王朝，公元前221年的那次统一奠定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础，也决定了中国和英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决定了两国在19世纪刀兵相见。总之，这场战争是一系列因素决定的，也许在人类文明分别出现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时，这场战争就已经注定了。
时间倒退到1840年，中国是一个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当时也居世界首位，这看起来和当今的美国有些相似。但是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竟然会败在一支区区25000人，而且远离本土的远征军手下，更想不到她以后会一败再败，处于西方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长期蹂躏之下。为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太多的训诫，看到了太多的实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欺压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场场让我们眼花缭乱的高技术战争极大地刺激着国人的心灵。我们看到了差距，那就是飞机、坦克、导弹、航母。100多年前，我们看到的是坚船利炮，那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
100多年前，我们喊着：“咱们的炮够不着人家啊！”现在我们的飞机航程短，我们的导弹射程短，实际上是一样的；100多年前，我们喊着：“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船，这么狠的炮。”现在我们缺乏大型水面舰艇，我们的炸弹、导弹射程不足，而且打不准――精度每提高1倍，毁伤威力就要提高3倍，这是科学家论证过的――这就是说，我们的船还是不够大，我们的炮还是不够狠，实际上是一样的；100年前，我们机动能力太差，只能眼看着别人在自己的领海上来去如飞，只能自我解嘲地说：“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现在我们缺乏大规模投送能力，一个台湾海峡尚被视为天堑，更别提全球机动了，实际上是一样的。
更严重的是，100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李鸿章就说过：“中国道德、制度都在西人之上，唯火器不如人。”李鸿章认识到了中国落后，并且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落后的原因。现在还是一样，我们成天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落后。
100多年前，李鸿章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需要改造，这是他的长处。要知道那时的知识分子们谁也不屑，或是不敢承认中国的落后，那样就会被称为“卖国贼”，因为中国的东西是最好的，现在你竟然敢说他不好，这不是卖国是什么？所以李鸿章就背上了卖国的恶名，并且一直背到了现在。但是他认为只要引进技术，就能拯救中国，这是他的不足之处。所以他办洋务，建海军，办工厂，结果如我们所知，洋务运动失败了。虽然李鸿章不畏流言蜚语，埋头只干实事，但是他最终不能拯救中国，并且搞的身败名裂――在中国，干实事的人大多都是这种下场，即费力不讨好。
现在我们可以夸李鸿章，也可以骂李鸿章，因为他已经是古人了。他的成就是过去的成就，他的失败是过去的失败，现在我们怎么说都可以。这些都无所谓，但是严重的是现在我们还有些人思想还和李鸿章一样，认为只要引进技术，就可以使中国强起来。所以我们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学习西方，这真是不幸的很。虽然我们在量的方面比古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质的方面我们和古人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就是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
既然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那么什么才能解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知道我们落后在哪里，然后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落后。这好比要给人看病，首先要知道这个人得了什么病，然后还要弄清楚病因，然后才好对症下药。
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人口很多，但是集合不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清朝的八旗、绿营兵数虽多，但是分散于全国各地，每一处驻地只有几人、十几人，作战的时候还不能成建制调动，只能抽调。从成千上万处驻地调拨几万士兵，而且这几万士兵还分散于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要把他们全部运送到东南沿海的前线去，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才出现了战争已经结束，贵州兵还在半路上的滑稽局面。
鸦片战争的时候，战场就在我们国内，而英军则来自万里之遥。这在孙子兵法中是作战大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英军如何能长途跋涉而保持战斗力，他们的补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不仅当时的人搞不清，现在的人大多也稀哩糊涂。我的母亲看电影《红河谷》，最弄不懂的问题就是英国和中国相距那么远，英军是怎么跑到西藏去的，英国人大老远的跑到中国来到想干什么？她当然不知道当时英国已经占领了整个印度，作为他们的殖民地，而印度和西藏只有一山之隔。现在的人也不知道英国当时不仅占领了印度，而且占领了一系列港口，拥有一条顺畅的补给线，一直到新加坡，而他们还想将这条线再延长一些，所以就有了割占香港的事。1840年的时候，英国人从伦敦到广州洋面只需53天。这个时间现在看起来当然长了些，但是当时林则徐从北京到达广州，竟用了60天，而琦善、弈山、弈经等人都用了65天以上。打仗一直都是谁掌握先机谁胜，这场比赛，在速度上中国已经先输了。
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所以被英军打的大败。但是究竟我们的武器怎么不如人，大家都能说出一点，但是谁也说不完整。我们在100多年前使用的武器，并不是土枪土炮，而是再200多年前进口或仿制的西洋武器，弗郎机，红夷大炮，这些要得益于明末投降的耿精忠、尚可喜等人，他们给当时的后金送去了最先进的武器――西洋火炮，要知道努尔哈赤大人可就是死于宁远城的大炮之下。200多年后，我们还在使用这样的火炮，没有一点技术上的进步，反而是炮身的冶铸技术退步了不少，造成炮身经常炸膛。到鸦片战争时，有些人使用的火枪还是康熙时期征讨雅克萨时拨发的产品，想来火炮也好不到哪去，估计南怀仁督造的那一批火炮还在使用之中也说不定。这就像我们现在还在使用50年代进口的坦克飞机一样，所幸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些东西了。而当时不仅还在使用这些老早就过时了的武器，其技术、使用方法、维护保养一点都没有进步。这些老火器历史悠久，炮身腐蚀严重，装在固定的炮架上，没有高低机和方向机，调节射程只能靠改变装药量――这需要经验丰富的炮手，但是当时大家都很少使用这些东西，因为太危险――所以很难打得准。打的不准也罢了，要命的是打出去的炮弹只是一个铁疙瘩，顶多把人家的脑袋砸个大包，或者是一大片石子铁砂，这个我们叫霰弹，如果不是近距离对着人打，绝对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我们没有人拿着霰弹枪当狙击步枪用，但是当时的人乱用一气。这些老武器不顶用，新铸的一样差，据关天培报告，战争前他新铸了一批火炮，试放中就有30%以上炸膛，损坏了，这样的火炮谁敢用？英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报告称，清军使用的火炮，对于自己人比对于敌人更加危险。单兵武器也是一样，英军使用的主要是前装燧发枪，也有更先进的后装枪。这些武器我们也有，后装燧发枪主要供康熙爷打猎用，前装燧发枪装备京营八旗，保卫首都，前线的官兵使用的是更落后的火绳枪、鸟枪，所以打不过人家。但要是给前线的绿营、团练装备好枪，那是万万不可以的，万一他们造反怎么办？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假想敌主要是国内人民，作战方式主要是镇压反叛，这时候他们的武器是很先进的，比斩木揭杆好的多，但是碰上英国人就不行了。那时侯谁也没想到英国人会打过来，即使是林则徐。
英国人来了，还带了两艘二等风帆战列舰和几艘小蒸气船，这些东西让中国人大开了眼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么大的船，也没有见过不用帆、不用桨就能跑的船。现在要是有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停在我们面前，大家就可以了解当时人的感受了。当时我们的船不仅小，炮也少，更不能作远洋航行，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些武装渔船，而且有很多破损的地方，因为一直没有维护保养，造船的经费也时常被克扣。这样一来军舰的状况往往不及私人的渔船，在吨位上也经常被超越，主事的人感到很没面子，朝廷就下令不许民船在吨位上超过军舰，这样管理起来就比较方便了，但是技术上的进步也停滞了，直到英国人打过来，我们才清醒了一点。
英国人打过来之后，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这复杂都是我们搞出来的。英国人先到广州，宣布封锁广州海面，这只对美国、法国、葡萄牙他们利益有损，当时中国人一点也不觉得我们领海主权被侵犯，双方实质上已进入战争状态，还想通过停止贸易，自己封锁自己的海港来使英国人屈服。英国人一直想和中国人建立官方联系渠道，但是谁也不敢接受他们的国书，因为在那时擅自接受洋人书信就是通夷，就是造反，就是卖国，说明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比现在爱国的，不但抵制洋货（除了鸦片），而且都不学英语，不像现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人就把舰队开到了渤海湾，因为这里离北京比较近，不像广州，你在那里向总督要求转达中国皇帝的事，要两个月才能等到结果。在直隶做总督的是琦善，他因为备受圣宠，所以敢于接受英方的国书，这才打开了中外交流的先河，同时外交中常用的文书――照会，也是琦善的发明，可惜他在中国外交史上没地位，而是跑到卖国史中去了。道光帝看了英国人的信，觉得英国人受了林则徐的欺负，很是委屈，这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当时缺乏翻译人才，而且就算有人会译，也不敢把它原原本本译出来，那样会冲撞皇帝，自己会因此掉脑袋。当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其他国家只能臣服，乞求，怎么能以平等的口气和皇帝商量诸如开放口岸这样的大事呢？不幸的事英国人当时也是一样的看法，即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先进的国家，其他民族全都是野蛮人，所以双方的翻译当时一定很难办，夹杂在两个自大的国家之间，哪个也不敢得罪，只好委曲求全了。
道光帝看了信，就决定撤换林则徐，让琦善到广州去处理夷务，当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道光帝的意思是要好好安抚一下这些倾心归向朝廷的野蛮人，所以琦善一去就向英国人表示慰问，慷慨地送来了猪羊，表示食宿全包，这让英国人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是来打仗而不是旅行的，随即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屈服的表现，像在印度一样。英国人就提出了割让香港一条，这让琦善很为难。一方面是强大的英军，一方面是自大的皇帝，他哪个都得罪不起，所以只能两头敷衍，最后两头都得罪了，中英也就开战了。
中英开战的具体原因是英军攻打广州，攻打广州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批准穿鼻草约。条约是被道光帝否定了的，而且也并非我们过去所知，琦善并没有在上面签字，当时大家都很爱国，心气很高，说明他们都不能容忍割让土地，说明他们都是爱国人士。但是另一方面，道光帝因为否定和约导致英夷进犯，带来干戈，和当年林则徐犯了同样的罪，但是没有人罢免他，因为他是皇帝。
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大力整顿海防，修建加固了很多炮台，给各处防营增拨兵力，并且发动人民，想搞出人民战争的汪洋来。但是英军打来以后，所有的措施全不顶用。当时琦善还在，所以大家就说他拒不支援关天培，导致失败。其实他还是尽力增派士兵，添加炮台和炮位的，但是无论他增拨多少人，也无济于事，大家之所以冤枉他，是因为需要有个人出来承担责任罢了。林则徐做了很多防御措施，所以不能怪他；关天培战死了，也不好说什么；皇帝本人不了解敌情，乱下命令，但是你也不敢指责，所以只好把罪过都推到琦善头上。类似这样的人历史上很多，他只不是其中一员，所以也没听他叫屈。
战争开始之后，道光帝大怒，决定教训一下这些野蛮人。但是要打仗就要动员，这实在不容易。打仗还要花钱，士兵出征就要多领一份“行饷”，还要补贴菜金，沿途的补给供应也要花钱，还要添加武器装备，这让节俭的道光帝很头疼。然而决心已下，所以各地的士兵，从山东到广西，从安徽到甘肃，就一拨一拨开始起程奔赴前线了。之所以一拨一拨，是因为一起走的话道路交通设施负担不起，只好分批走，这样速度就很慢，而且天南海北的兵都有，很不好管，组织起来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直在被动应战、疲于奔命，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发动一次主动进攻，没有一支部队成建制参战，总是处于以寡敌众的局面。道光帝坐镇北京，遥控指挥，但是当时通讯条件很差，往往前线打了败仗，他的奖励圣旨才发下来；有时局面有了转机，他马上就命令士兵返回驻地，因为心疼银子，但是这些人走到半路，战火又起，结果往来奔波，一次作战也没有参加，白白花了不少钱。这样下来，最终国家不会被占领，但是会被拖垮，会造成财政危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社会动乱，最终可能造成政府垮台。权衡之后，皇帝决定求和，结果就是签定了《南京条约》。这是一切的开始。
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战略假想敌并不是英国，而是海盗；我们的武器装备能够满足可预见的需求，海盗能有什么好东西；我们的标准战术是人海冲锋，这在冷兵器时代很有用，因为我们人多。但是英国人来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英军是有组织的职业军队，军令严明，训练有素；他们的武器远远比我们先进，因为这些武器的研发思想就是为了对付最严酷的战争，所以威力、射程、精密度都远超我们的想象，而且他们还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能够造出我们认识之外的东西；他们的战术是远远的使用舰炮击毁我们的炮台，发挥火力优势，同时用蒸气船拖曳登陆舰从侧后方登陆，发挥机动优势，这样我们的火炮不能转向，侧后方缺乏防护的缺点暴露无遗。更严重的是，英军对我们的弱点了如指掌，因为他们重视情报收集工作，早已把中国沿海各海口的水域、驻军调查得一轻二楚，有些水域的水文资料比我们知道的还多。这样一来，鸦片战争的失败就不能说是清政府的责任了，因为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些东西，就如同我们现在突然遭到技术先进的外星人袭击一样，完全不知所措。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都知道，国家政府的对外责任就是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海外利益。这自然包括了发展军备、巩固国防、加强情报收集等工作。但是清政府完全没有领土的概念，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边小国，都是天朝的附属，连国境线都没有，只要他们不生大乱，天朝也懒得理会他们的内政，所以也无从巩固国防；对清帝国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国家内部，少数人总想建立汉族人的王朝，这让中央很不放心，所以就把军队像撒豆子一样遍布全国，这样一旦有事军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防患于未然；至于战术，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来的，符合武经七书的精要，没什么好指责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已经很久没打过大仗了，开国初年的惨烈战争和平定三藩时的你死我活都成为了记忆，国家在战争结束后马上收缴武器，压制民间的尚武倾向，限制远洋活动，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导致了军队的衰败。至于情报方面，当时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世界，有西洋，只以为天圆地方，本朝处于世界中央，为唯一大国，因此也不会有兴趣和觉悟去调查研究外国的情况。各种原因综合起来，造成了我们的无知、保守、愚昧，而传统的腐败、低效、无能更是大行其道。
这样说来，我们的落后，其原因全在于我们的古老，古老的国家、古老的制度、古老的观念。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因为古老的一般就是落后的，那就成了我们因为落后所以落后，这绝对不是原因。
现在我们仍是落后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诚然，现在我们有了现代型的国家组织方式，能够有效控制和运用国家资源，避免了再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尴尬。而且我们的经济组织和运行也摆脱了中古的模式，能够与世界接轨，避免了保守和封闭。但是我们所做的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远远不能称为先进。我们地大但是资源紧张，人多但是只知内耗，不管在国家实力还是国民素质上都与发达国家差的很远。
过去我们为什么落后似乎有了一点眉目。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落后，以及为什么总是落后，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不是人口多，底子薄几句话就能解释得了的，也不是我现在能够回答的。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很多人，用很多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不重要，只要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人，坚持不懈的研究这个问题，总能解决掉的。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有了答案，能不能对症下药，能不能药到病除，那可能更是一件需要智慧和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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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人子孙(wx2718)  日期： 08-17 17:58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于信仰问题－－没有先进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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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赤骥(赤骥)  日期： 08-17 16:48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不赞同这位朋友对李鸿章的评价，有这样一件事告诉你 大上个月吧 李鸿章的孙女和政府打官司，双方的焦点是 美国花旗银行有一笔大约4亿人民币的存金。最后官司下来 美国人判政府败诉！ 你可以想想 这笔钱是哪来的？老李要是不给列强当买办！哪来这么多的好处
我补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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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爱国家和人民(我爱国家和人民)  日期： 08-17 16:13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真羡慕楼主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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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虎昊广(虎昊广)  日期： 08-17 15:12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脉象确诊无误！
药方也是有的，只不过未必能吃下。唉……治病，难哪！
原创是一定要支持的！况如此的篇幅，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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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兰珠(sakeda)  日期： 08-17 15:09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李教授相信如果胡锦涛要名留青史，会在“十七大”后的一两年内、政治权力稳固之后，推动政治民主化。而中国的民主化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它的根本点是和平竞争、依法治国，以及从党内选举开始进行的选举。
　　李教授认为如果中国不在这十年内建设有特色的民主化的话，由于人口变化和资源的压力，那中国面对的问题会更大。
　　他说：“胡锦涛一代的领导人，他们有文革的经历，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农村，但下一代人缺乏这种背景，而且往后的人在中国的成功下成长，很可能是非常傲慢，少了一份谦卑。如果中国没有制度保证能选出一个好的领导人来，那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混乱。而如果没有中国制度的保障，大家又怎么相信这个国家的崛起会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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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新青年2003(ljmnet)  日期： 08-17 14:53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问题就出在制度上嘛，地球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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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8632243(8632243)  日期： 08-17 14:10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当年大清国落后主要是制度问题，国家机器腐烂！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很不幸建国后才几十多年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还要让中国人再体验大清国人的灾难历程吗！治理太难！

请胡总能否祭起屠刀，痛下杀手！消灭和改造80%以上官员！净化社会从这里开始！官不正民不可能正！
还要净化文化，只有高举中华文化的旗帜能够拯救中国！西化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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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留一点真理好吗(rac-106301)  日期： 08-17 14:42 到顶部 上一帖子 下一帖子 到底部 回复   

Re:Re:【原创】再观《鸦片战争》有感


http://news.163.com/05/0810/14/1QQ5067S00011246.html
蒋介石日记中表明抗战心迹：仓促应战将自取败
“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这是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世人大凡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约早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果然是１０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６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１０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徐道邻实有其人，并非笔名，此人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而且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３、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７、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重温蒋介石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蒋介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３月５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