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正史中的周瑜

刀光魅影

内容摘要：《三国演义》对三国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误导了许多读者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比如周瑜这一形象，正史和小说就有极大差异，正史中的周瑜，气度宽宏儒雅，可谓一个才德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和诸葛亮并无过节，也无任何正面交锋，若从周瑜与诸葛亮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俩在赤壁之战前后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来看，真正的赢家到是周瑜而非诸葛亮。但小说却对此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以至于千百年来，在赤壁之战前后发挥平庸的诸葛亮，却一步步的走上神坛，成为“智慧”的化身，而对天下大势有极大影响的周瑜，却成了“心胸狭窄，人格卑下”的代名词。《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这一点上，的确是成功了，但从历史小说要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这一标准去衡量，它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而小说中的周瑜，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周瑜了，这是一个经过彻底“易容”后，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翻开正史，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周瑜似乎举无遗策，就算是一些未能实施的谋略，也无不透着他远大的目光和对天下大势的洞穿性，且气度宽宏儒雅，确实是一个才德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他不仅容貌出众，多才多艺，风流儒雅，而且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史家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他和孙策有昆仲之义，早先孙策之父孙坚起兵讨董卓迁家至舒县时，周瑜曾空出自家的一所大宅院让给孙策居住，两人交情十分深厚，可谓恩如兄弟，并在弱冠之年便为东吴开国立下汗马功劳,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借故脱离袁术归取江东之时，周瑜即由丹杨其叔父处率兵迎策，帮助孙策渡江东下，击败当时的杨州刺史刘繇，为孙策平定江东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周瑜年方21岁。当孙策归取江东时周瑜前往相助，孙策也非常高兴，说能得到他的帮助，大业就一定能成功了。孙策击败刘繇后已有数万人马，认为平定吴郡、会稽郡已不成问题，让周瑜回去与叔父共同镇守丹杨，不久袁术派他的堂弟来代替周瑜叔父做丹杨太守，周瑜便和他叔父一起来到了寿春。寿春是当时盘踞江淮的大军阀袁术的老巢，袁术看中了周瑜，想要任命周瑜为部将。周瑜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借故离开寿春，这充分显示了周瑜择主的英明，并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回到孙策身边。孙策亲自前去迎接，并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官职。此时周瑜仅为24岁。年纪轻轻的周瑜，一到东吴便被封为中郎将，吴郡的人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周郎”。不久，孙策欲夺取荆州，任命周瑜为中护军,兼江夏太守①。周瑜随孙策取荆州攻克皖县，并得到汉末大臣乔公的两个女儿，孙策自己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乔公二女皆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时传为佳话。接着又一举攻下浔阳，并进讨江夏郡，虽未能成功，但在回兵之时平定了豫章、庐陵两郡，直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被刺身亡之前，周瑜在汉末军阀割据混战之初即崭露头角，成为帮助孙策奠定江东基业的第一功臣。至于其气量，更是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据《江表传》记载：“普颇以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有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可见历史上的周瑜，气度恢弘，确实是一个有容人雅量，宽容大度之人。
   

说到周瑜，就不能不提诸葛亮，其实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但《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也不想过多的把这两人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之间本无正面交锋，但为了后面行文方便，只得在这里，从历史的角度，以对比的方式，简单的还他们本来的面目。周瑜虽然仅比诸葛亮大六岁，但某种意义上，却已经是分处两个不同阶段的人了，周瑜20出头就随孙策踏入戎马行列，诸葛亮26岁才出山，两人踏上乱世舞台的时间整整隔了12年，周瑜跻身的是前三国时期群雄逐鹿定天下大势的时代，而诸葛亮却只能身处后三国时期，在已经决定的天下大势中，搞搞守城和拉锯战而已，对天下大势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周瑜年纪轻轻就能帮助孙策平定江东，成为托孤重臣，并同时制衡曹刘两雄，一个为他所败，另一个为他所牵制。三国时期，对天下格局有重大影响的只有三人，曹操统一了北方，司马懿为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周瑜则导致天下三分。《三国名臣赞序》两次提到周瑜对三分天下的决定作用：“晚节曜奇，则叁分于赤壁”，“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宋朝的大文豪苏轼，也以一首《念奴桥·赤壁怀古》肯定了周瑜的功绩，道尽了周瑜短暂生命中最绚烂夺目的光芒，仅一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就已经让无数后世子孙心驰神往了。很多人会以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依据，说诸葛亮是决定天下三分的人，这实在有失公平，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到底有何功劳，这里暂且不提，《隆中对》虽然体现了诸葛亮一定的政治眼光，他尽管看出曹操不一定能平定江南，但仔细研究之下，会发现《隆中对》有其致命的缺陷，就是“联吴”和“据荆”的矛盾，东吴早在孙坚时期就对荆州垂涎已久，孙坚本人更是在讨伐荆州时战死，东吴怎可轻易相让，虽说魏强而吴蜀弱，吴蜀联盟，方能与魏抗衡，但所谓的乱世联盟，是建立在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前提之下，东吴不会白白的把荆州送给你，等你去按部就班的实施所谓的《隆中对》，夺了西川，取了中原，坐大势力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自己，后来吕蒙用计擒杀关羽，夺回荆州更证明了这一点。再来看看诸葛亮本人，本文开头已提到《三国演义》是半虚半实的描写手法，落实到诸葛亮身上，更是虚构远远多于实录。这样的虚笔大致有两类。稍大的一类是完全根据民间传说创造加工。传说往往曲折奇异，极具传奇感，利于作者“造神”，小说当然乐意采用。这类传说，重要的有：一是赤壁之战期间发生的若干事件，赤壁之战本是刘备孙权两家合力，且大部分是周瑜运筹帷幄的功劳，而《三国演义》却作诸葛亮只身入吴营，舌战群儒，激孙权，激周瑜，草船借箭，献策火攻，好不风光；到后来的借东风，更是显然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且只要稍微对天气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长江中下游一代，冬天刮东南风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根本不需要“借”；二是七擒孟获，正史没有记载任何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根本不可信，《三国演义》却生发出整整四个回目；三是空城退敌,史无其事，裴松更是明言指出其谬，时诸葛亮、司马懿受地域限制，根本不可能交锋。
  

另一种情况是移植史实，再增补加工，简而言之就是将他人的事迹安在诸葛亮头上。最主要的有两件：一是博望烧屯，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建安七年刘备烧屯遁破夏侯惇，可见博望烧屯乃刘备亲自所为，而《三国演义》则改为诸葛亮所为，作为他初出茅庐的第一功，时间亦改作建安十二年；二是草船借箭，《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魏略》记有建安十八年孙权借箭事，这已是赤壁战后五年了，《三国志平话》改作周瑜借箭，《三国演义》做得更彻底，干脆划归诸葛亮名下。其余如火烧新野、三气周瑜等多据《三国志平话》发展而来，安居平五路、骂死王朗诸事更是无中生有。由此也可看出，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立霸业一事上的功劳极其有限。他在蜀汉集团的的实际地位也和小说中所描述的“刘备之下，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的身份有很大出入。亮自建安十二年出山，到赤壁之战结束，除了往柴桑成功说得吴蜀联盟之外（当时吴蜀联盟已成必然，换个人去也一样成功），就无其他实质性的功劳，既没有率领军队去一线打过仗，也没有奉献任何足以改变战局的谋略。《三国演义》把诸葛亮的用兵能力描写的神乎其神，可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第一次上阵已经是在刘备攻打西川的时候，兵困葭萌，庞统战死，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召“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就算是在章武三年，刘备托孤时，诸葛亮虽贵为相却并无兵权，而是将“总揽朝政权柄”的尚书令职给予李严，据《三国志·李严传》记载：“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又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元年，封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见，诸葛亮到了此时，才结束了位居高位却无实权的政治生涯，也方才有可能开始将十七年前的《隆中对》付诸实施。但作为完成《隆中对》重要因素之一的荆州已不在自己手中，且此时距其归天也仅剩十年时间了，六出祁山的过程也远没有《三国演义》里描写的那么风光，可说是毫无寸功，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对诸葛亮个人的描述只能到此为止，大家可以参看史料，否则就偏题了。

   而到了《三国演义》中，作者把本没有正面交锋的周瑜和诸葛亮巧妙的联系了起来，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加工，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无论怎样描写周瑜，目的都是为了突出与衬托诸葛亮。通过正衬和反衬，突出诸葛亮的“智绝”，借以抬高刘备集团在三国中的地位。作品通过两个方面对历史上的周瑜进行了艺术改造，一为“褒扬”，一为“贬抑”，并使用多种艺术手法对周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描绘，大体有实写，虚写，移植，增润补饰，对比衬托等。就算是在对周瑜褒扬的时候，也无不衬托出诸葛亮更加技高一筹。
  

对有关周瑜的事迹进行了虚构，移植，增补润饰等，却在对周瑜的褒扬中暗含贬抑，突出周瑜的形象实际是为了从正面衬诸葛亮的形象，把赤壁之战胜利的功劳归功于诸葛亮与刘备集团，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它成功的使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主次颠倒，明确表达了作者鲜明的尊刘倾向。
   《三国演义》对周瑜形象改造的关键之处，还在于贬抑，这当然是为了从反面衬托诸葛亮的形象，达到的效果比前文提到的“褒扬”更加强烈，历史上的周瑜，为人谦让，宽容大度，折节下士，这个前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描述。
   

《三国演义》为了完善诸葛亮的形象，突出刘备集团在三国中的中心地位，虚构了很多情节，并把周瑜写成了一个心胸狭窄，气量狭小之人。赤壁之战期间，作者通过周瑜五杀孔明，把周瑜嫉贤妒能的性格推到极致，一杀发生在孙权决心联刘抗曹后，周瑜因“孔明早已料吴侯之心，又高吾一头也。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二杀是周瑜派诸葛亮往聚铁山劫断曹操粮道，“欲杀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后患”；三杀是在诸葛亮识破周瑜以借刀杀人计杀掉蔡瑁，张允后，“若留此人，那里显我，吾决意斩之”；四杀是故意出难题，叫诸葛亮十日之类造十万之箭，“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五杀在诸葛亮作法借得东风后，周瑜又生杀机，“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测之术，若欲留之，乃东吴之祸根，周瑜之大患也”。小说写周瑜对诸葛亮处处嫉恨，屡屡谋害又次次失算，心胸何等狭窄，人格何等卑下。这显然和历史原型相差太远，作者虚构了这么多情节，去显示周瑜的性格弱点，也正是为了从反面衬托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宽宏大度。


小说改变了周瑜的性格，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易容”。把一个气度恢弘，具有奇谋远虑的高素质人才，写成了一个虽有韬略却心胸狭窄的武夫，并通过对周瑜多次被气的情节描写，层层推进，直至改变了他的结局，把他因病致死，改为被诸葛亮气死，不管是对周瑜褒扬或是贬抑，其目的都是为了衬托诸葛亮，这与历史上的周瑜相差甚远。小说写周瑜被气死，是由他心胸狭窄的性格弱点决定的，因而他的这种结局在艺术上就有了较大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层次感极强，周瑜的形象在艺术上看的确是成功了，个性丰满，有血有肉，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后人提到周瑜，都知道他是一个既有本事却又心胸狭窄之人，人们也往往把现实中那些心胸狭窄之人比为周瑜，但从历史小说要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这一标准去衡量《三国演义》，它显然还未达到这一高度，不过也足以表明，《三国演义》刻画人物是成功的，已经把历史人物改造成个性鲜明的小说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