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转帖】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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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千年一叹

乱世奸雄——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序）

      “说到曹操，曹操便到。”在中国历史上，曹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了。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中，曹操都是被作为反面人物，以奸佞的形象出现，这种形象大致是北宋以后逐步形成的。苏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小儿尚如此，何况大人。但是，真实的曹操绝非仅是一个奸佞之辈，小说、戏曲无疑都将其大大丑化了。

    在东汉末年豪杰蜂起，群雄割据的年代，一个能够异军突起而成为威慑四方的中原霸主的人，绝非寻常之辈。“一个人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他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一个奸佞之辈也许能在短时间内蒙蔽一些人，但不会有一大批人长时间地为他鞍前马后拼死效命，也不会有一大批人长时间地为他军前帐后出谋划策。从曹操周围云集的大批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就可以知道，如果曹操仅仅是一个只会搞阴谋权术而没有卓越才智的奸佞之辈，他是绝对不会获得成功的。

    诚然，曹操的性格中确实有奸诈诡秘的成分，但同时他也具备了足以让天下英雄服膺的雄才大略，正是这种由曹操本人独特魅力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才造成了曹氏集团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兴盛局面。故许劭言曹操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应该是比较中肯而公允的评价。

    为了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曹操的历史成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史学界曾展开一次为曹操翻案的讨论，这次讨论从历史功绩的角度重新评价了曹操，其重大意义及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人因此而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只须看他们的历史功业，从而在肯定曹操的历史业绩时，以他的雄才大略掩盖其性格中存在的奸诈诡秘，颇有点隐恶扬善的味道，这就矫枉过正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其本来面目出发，既不能以其性格或道德的缺陷而抹杀其历史功绩，也不能以其历史功绩而掩盖他性格或道德方面的缺陷，而是应当充分顾及到他的功过、是非、善恶等诸方面，惟其如此，人物的形象才可能是真实的，对其的历史评价才可能是比较全面而完整的。

    曹操的性格是双重的，集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于一身，故“奸雄”之称，确是实至名归。同时这又是历史上大人物的一种典型性格，因而很值得探究。他出身官僚阶层，但并非名门望族，且由于其父为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故不被世家大族所重视。但就是这么一个生于乱世中的官宦之后，后来竟力挫群雄而成为叱诧风云的中原霸主，个中原因实在令人颇多玩味。但可以肯定的是，曹操的性格在其人生历程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先贤有云：性格决定命运。从这个观点来看，正是曹操的性格决定了他一生中几次关键性的抉择，而又正是这几次关键性的抉择决定了曹操一生的命运，这可以从曹操一生中几次重大决策来说明。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一）
修耕植以蓄军资——曹操与农民起义军

    曹操是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军阀，但他又是靠黄巾起义军而发迹的。在收编青州黄巾军以前，曹操只是个世人尚“未之奇”的地方割据势力，但收编青州黄巾军以后，他凭借着数以万计的青州精兵的军事实力以及屯田民众的经济实力，在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并最终掌握了中央实权。在收编、安置起义队伍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曹操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政治远见和高人一等的权术谋略。

    青州黄巾军是张角黄巾大起义失败之后的一支黄巾军主力，190年，这支部队趁袁绍与董卓混战之际，在东方一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当时的情况是“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廓睹尘而溃”。（曹丕《典论自叙》）到192年曹操与黄巾军交战于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时，起义军有主力部队三十多万人，“数乘胜，兵皆精悍”，而曹操只有几千人，而且“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兵皆惧。”在双方力量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曹操是如何收编这支人数众多，彪悍敢战的起义军队伍的呢？

    主要原因是曹操和当时参加剿灭黄巾军的其他军阀不同，他不是着眼于从肉体上消灭起义军，而是着眼于把起义军转化为自己的军事力量。为此，他初显奸雄本色，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频频向起义军发起攻势。开始交战时，曹操“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后来经过曹操“被甲婴胄，亲寻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才击退黄巾军。黄巾军败退之后，向曹操发出檄文，指出“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劝他不要违背“天之大运”，而曹操却趁此机会一面“设奇伏，昼夜会战”，一面互通书信，开展“示降”攻势。到“辄战擒获”时，黄巾军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这支青州兵就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一支主力军。

    降卒之精锐编为军队，其余人员和百余万口的老弱妇孺又如何安置？曹操确实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他看到了“夫定国之术在于强民足食。”为此，他没有把编外人员都当成包袱一扔了之，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力安置在许都、邺城等地的荒地从事屯田生产。这样，一方面编余人员和收编人员的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解除了军队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军队需要的粮草也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曹操所以能“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歼灭群贼，克平天下”，实得益于这一屯田政策。

    曹操从收编黄巾起义军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数以万计的归降队伍成为其个人争夺天下的私人武装；编余人员和军人家属则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成为其军队强大的经济后盾。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最佳的历史选择，而曹操所做出的这一最佳历史选择就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

    尽管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不可能真正为农民谋利益，但他通过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看到了农民阶级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农民阶级的疾苦和要求。光从这一点来说，他与那些醉生梦死，只贪图个人安逸享乐的大人物截然不同，他认识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抑兼并令》，下同），认识到“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一旦民不聊生，下面就会“兴兵作乱”。因此想要长治久安，必须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曹操在掌握了东汉王朝的实权后，颁布了一系列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农民赋税的法令，特别是打败袁绍之后，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这是一个大规模减免农民负担的法令，因而深得农民拥护。

    毛泽东曾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的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措施确实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曹操改变了农民队伍的性质，把农民武装转化为他谋取私人利益的军事力量。但农民起义本身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曹操的思维方式，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去迎合农民的要求，从而使农民起义盼望实现耕者有其田和生活有保障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偿。所以有人说曹操在历史上实际扮演了一个黄巾起义军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这种说法自是有其深刻意味的。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20 19:51:0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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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奸雄——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二）
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与汉献帝

     如果说收编黄巾起义部队使曹操得到了称雄北方的军事力量，那么利用汉献帝的旗号来号令天下，则是曹操称雄北方的政治资本。在此以前，他同李傕、郭汜、二袁、吕布等人一样，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其势力甚至还不如他们；但在此以后，他受封大将军，利用天子之名收河南，扶关中，破袁术，灭吕布，又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取得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转折，他正是利用汉献帝这座阶梯，才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曹操对汉献帝前后不同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他的“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

      在封建社会，天子通常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东汉末年，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以及军阀混战，汉王朝已经威权扫地，献帝身上除了一件褴褛的皇袍已是所剩无几。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甚至还想自己当皇帝，比如195年盘踞江淮一带的袁术就公然假造图谶符命，以“应天顺命”的名义自立为帝。失败后，又将帝号归之占有青、冀、幽、并四州的兄长袁绍，“绍阴然之”。其实在此之前，袁绍已暗地里使人散布“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的政治谣言，并私刻玉玺，也企图登上皇帝宝座。（《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在这样的形势下，曹操却采取了同这些人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以尊王室的面目出现，把皇帝牢牢掌握在手里，再以天子的名义去和天下诸侯一争雄长，这就是有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策略最早是由曹操的谋士毛阶提出来的。毛阶在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军之时即跟随他，当时曾向曹操分析天下形势，提出“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毛阶传》）曹操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汉献帝还在长安时，便多次遣使通好，以加强联系；后当献帝被杨奉、韩暹劫持到洛阳时，他便毅然决定亲率军队赶赴洛阳，把献帝抢到手，后又在董昭等人的策划下把献帝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许地，并以许为都城，自己则以辅佐王室的身份，用汉王朝的名义推行其政治主张。

     由于采取了这一策略，曹操在与自己的军事对手较量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汉献帝虽然被迫东流西徙，居无定所，但他毕竟是皇室最高权力的象征，正如袁绍的谋士沮授指出的：“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曹操还利用广大士大夫阶层对于汉庭的传统感情，广泛招纳天下贤士俊杰，以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表明曹操目光远大，在当时与曹操集团对立的其他集团中，也有人曾提出相同的主张,却没有得到采纳和贯彻。例如袁绍的谋士沮授在汉献帝流亡期间就曾向其建议，应当迅速决策把这个宝贝天子抢到手，但袁绍却只想到若逢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还不如自己当皇帝来得方便，因此没有听从。这种打算充分表现了袁绍目光短浅，头脑简单。

      曹操在处理同汉献帝关系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能从本集团的全局利益出发，始终坚持实行不称帝的政策。他最后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是同坚持这一政策分不开的。曹操与那些日思夜想着当皇帝的地方军阀不同，他胸有韬略，即使在权势遮天、炙手可热的情况下也能照顾全局、权衡利弊，坚持不称帝的策略。公元219年孙权袭杀关羽之后曾上书曹操，歌功颂德，劝其称帝，曹操读罢此信后说：“是兒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魏略》）当时文武大臣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也纷纷劝曹操称帝，但他还是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氏春秋》）也就是说，即使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也不当皇帝，而要把帝位留给儿子。

     曹操坚持不称帝，是不是真的不想当皇帝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不当皇帝不能说明他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他之所以不称帝乃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而做出的决策——不称帝更有利于本集团的发展。当时董卓擅行废立，袁术自立为帝。袁绍私刻玉玺，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全国各地诸侯的声讨，成为众矢之的。曹操一旦称帝，恐怕也难逃同样的命运；而打着天子的旗号，既可整合匡复汉室的力量，为扫清政治上的障碍和平定天下打基础，又可避免授人以柄，给敌对势力制造口实的机会。这说明曹操不称帝是从统一中国、实现霸业的更大目标考虑的，从这一点来说，他与那些蝇营狗苟，鼠目寸光之辈有着天渊之别。

     曹操逢迎天子及其坚持不称帝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而他挟制与操纵汉献帝的行为又清楚地反映了他奸诈诡秘的性格。

     很显然，曹操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的目的决不是如彼所声称的为了匡复汉室，而只是为了曹魏集团的利益，为了谋取天下霸主的地位。因此，称不称帝只是表面问题，实际上他仍要独揽大权，使文武百官全部臣服于他，为此，他便要用各种手段来营建个人的绝对权威。汉献帝虽然虽然软弱，但毕竟是天子，当时忠于汉室的仍大有人在。因此汉献帝既是他争雄天下师出有名的旗号，也是他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障碍。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他也决不允许在汉献帝周围聚集起任何胆敢反对他的势力，即使是皇帝的后妃触犯了他，也要严惩不贷（比如伏皇后）。戮杀皇后，除了有向皇权挑战的意味之外，还有着杀一儆百的意思——甚至皇帝的妻室家小反对了曹操也得不到赦免，那么谁还敢谋反作乱、不俯首听命！汉献帝虽贵为天子，竟至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室家小，这样的皇帝又是多么可怜！所以，曹操这顶“奸臣”的帽子从此死扣在头上，永远解脱不了——无论他怎样转战南北、风餐露宿，为统一大业付出多大的辛劳，封建时代的人们大都不会原谅他，曹操被历代后人唾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与汉献帝关系上的擅权专断、虐杀皇后这些因素造成的。

AceEggs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三）
任天下之智力——曹操与人才群

曹操和袁绍起兵对抗董桌时，两人之间曾有过一次颇有意思的对话：

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
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觽，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较量，每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无不以优秀人才为后盾；没有人才优势，也就无所谓事业上的成功，曹操对此深有体会：“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二十二史札记》）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但归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报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后又击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友谊和礼遇、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以让人才为其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弃绍从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甚至称赞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毕竟心存汉室，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嫉恨。关于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由，自动交付兵权，乞求退休；而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不辱”。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人才、礼遇人才，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另一面。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20 14:06:00编辑过]

AceEggs

以下是引用刀光魅影在2004-12-20 19:19:43的发言：
兄弟，我是第一个支持你，送花

谢谢啊！[em41]

AceEggs

以下是引用黑客三国在2004-12-20 21:28:15的发言：
写了这么多,你的手酸了吧.真是有敬业精神呀!!!!![em46]

这不是我写的，是[U][B]转贴[/B][/U][em05]

刀光魅影

兄弟，我是第一个支持你，送花

雨天傻仔

太长了，看了个序~~挺不错，挺全面

黑客三国

写了这么多,你的手酸了吧.真是有敬业精神呀!!!!![em46]

黑客三国

阴阳眼你知道吗?

卧龙女诸葛

每个政治家都是如此，曹公不愧不一代奸雄，同样，因为政治家与国事须要，他也是“奸雄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