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读——三国身世之谜

迷茫之鹰

　　平定冀州之后，袁绍便问沮授说：“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我袁家历世受宠，志在复兴汉室。但齐桓公没有管夷吾不能成霸主，句践没有范蠡无以存越国。鄙人希望与爱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应当怎样做呢？”
　　沮授回答道：“将军弱冠从政，自幼播名海内。当董卓擅行废立，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将军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恐惧；渡河北上，勃海全郡服从。将军拥一郡士卒，领导冀州人马横行河朔，名重天下。如果您现在举军东向，青州黄巾便可扫平；归来西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向，必能生擒公孙瓒；以此震胁戎狄各族，南匈奴和屠各一定会臣服。这样，将军席卷大河之北，包举冀、并、幽、青四州之地，招收当地的英雄勇士，集结百万大军，去长安迎天子回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不肯臣服的诸侯，又有谁敢抵抗呢？几年之内，便可成功，并不困难。”
　　袁绍听了，笑道：“这正合吾心。”其实，他何尝想去迎献帝，只是对“席卷大河之北，包举冀、并、幽、青四州之地”，继而南向争天下感兴趣罢了，夺取冀州只是其中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复兴汉室”的这面大旗还得继续扛上一阵，王莽不是也当过8年“安汉公”吗？
　　与巩固自身实力同时，袁绍与袁术为了相互拆台，各自拉拢对方的敌人，分化对方的朋友。袁绍不仅派周昂(周昕)偷袭孙坚的豫州，而且又与董卓委任的荆州刺史刘表结盟，从南北两方夹击袁术和孙坚。袁术不忿，给公孙瓒写信，宣传说袁绍不是袁家的种，希望他与袁绍决裂。公孙瓒将此事告诉了袁绍，袁绍大怒。
　　此前，公孙瓒的顶头上司刘虞派遣的田畴一行已经抵达长安，献帝君臣见了喜悦，让田畴与当时在长安当侍中的刘虞之子刘和一起回幽州，向刘虞要帮助朝廷返回洛阳的勤王之师。刘虞得旨，立即让刘和与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越率领数千名骑兵前往长安迎驾。显然，袁绍不赞成此事，因此刘和只得绕过袁绍及其党羽控制的冀州和兖州，经袁术控制的南阳前往长安东南的武关。公孙瓒为了保持和袁绍的盟友关系，力劝刘虞不可如此遣兵，刘虞不从。公孙瓒于是干脆让公孙越给袁术捎信，指使他软禁刘和。袁术正愁手中缺乏骑兵，得信大喜，立即将刘和送上门来的部队据为己有，公孙越于是成为那支幽州骑兵的统帅。
　　看到公孙越率领幽州骑兵加入，自身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孙坚又从洛阳前线返回，袁术觉得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孙坚与公孙越攻打盘踞在豫州的周昂和曹操。在攻城期间，公孙越被周昂军射死，但孙坚还是收复了整个豫州，周昂、曹操逃回河北。袁术乘胜前进，攻入陈留郡，准备与刘岱争夺兖州。在袁术的指使下，黑山军领袖于毒、白绕、眭固等人也向袁绍宣战，攻打邺城所在地魏郡，又向东南转入东郡。东郡太守王肱战败，逃回邺城。至此，袁术、孙坚与黑山军的领土联成一片，袁绍在黄河沿岸的领土丧失殆尽。
　　为了扭转屡战屡败的不利局势，袁绍便亲自率领曹操等将领从邺城东下，在濮阳战胜了黑山军，收复东郡，然后拜曹操为东郡太守。因为当时袁术、孙坚的兵力尚强，为安全起见，曹操并没有把东郡的首府设在以往的治所濮阳，而是设在黄河北岸的东武阳(今山东省莘县南)。据《魏书》记载，鲍信这时又对曹操说：“如今袁绍身为盟主，却专为自己谋利，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样他就成了下一个董卓了。我们现在无力阻止他，只能先尽力控制大河以南，等待时局的变化。” 但在当时和接下来的3年之中，曹操几乎一直在黄河以北活动，极少去黄河以南，因此这话同《魏书》的其它许多内容一样不可信，无非是为了证明曹操与鲍信早就与袁绍决裂了而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袁绍与曹操又继续南下，多次击败袁术和孙坚。由此看来，如果袁绍以往能够全力以赴的话，在战场上打败董卓也是有可能的，但他此时满脑子争权夺利，把对董卓的仇怨完全抛到了脑后，反而把钢刀指向了弟弟袁术和打败董卓、对自己有恩的孙坚，真可谓亲者痛，仇者快。对于双方的反目成仇，袁术并不是没有责任，但孙坚却十分无辜，纯属袁家内讧的牺牲品，周昂、王肱等人也是如此。
　　

迷茫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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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挥之不去的本初阴魂
　　袁绍完蛋了，彻底沦为历史的配角，可阴魂却长期徘徊不散。
　　因为袁绍，曹操错过了南征的最佳时机，与统一中国的荣耀擦身而过，于是国家只好一分为三。因为袁绍，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大同盆地，成为中原王朝长久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误读了袁绍，谭嗣同亲手断送了维新大业。误读历史，是多么的可怕！
　　袁绍集团戏剧性的败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袁尚兄弟的顽强抵抗，曹操错过了南征的最佳时机，与统一中国的荣耀擦身而过，其他军阀又无力撼动曹操的地位，于是国家只能分裂。
　　袁绍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人事关系。从组织联军讨董卓开始，袁绍就不断地杀戮部下，逼得吕布、张邈、臧洪、鲜于辅、曹操等人相继造反，最终导致官渡战场上的全军倒戈。自魏晋以来，袁绍经常被人与项羽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人都自恃能力卓绝，视统一天下如探囊取物，不肯满足部下对名利的要求，结果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袁家的失败，是对三统、五行终始理论的沉重打击。按照五行理论，代替火行刘氏的应是一个属土德的家族，而袁家是东汉末年土德家族中最强大的，连续五世、六人位至三公，五行、图谶、名字、年号等各种祥瑞毕至，门生故吏遍华夏，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瞻乌爰止”，四海归心，已经具备了改朝换代的条件，但最后却惨遭失败。
　　也正因为信仰三统、五行终始理论，曹操才拒绝代汉自立。在《家传》中，他自称“曹叔振铎之后”，出自姬姓，属于火德，崇拜红色。后来孙权上书劝曹操称帝，曹操怒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指的就是不应用自己的火德取代汉朝的火德。但曹丕却不具备曹操的觉悟，为了当皇帝，他不惜伪造曹氏家谱，自称出自邾子曹侠，与姬姓无关，属土德。
　　对于这段残酷的历史，袁绍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在主动激化社会矛盾。东汉后期漫长的党锢运动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身心，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反过来又对国家造成了无法治愈的伤害。曹操倒是没有被禁锢过，一直仕途顺利，但因为长期与袁绍交往，耳濡目染，酷虐变诈较袁绍有过之而无不及；晚年的曹操，做了许多袁绍做过的、或是准备做的事，也变得和晚年的袁绍一样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难怪曹操要在袁绍墓前痛哭流涕，因为只有他才能真正理解袁绍。
　　曹操死后，袁、曹两家的关系并未终止，反而产生了最后一个谜团：魏明帝曹睿究竟是谁的儿子？
　　《三国志•后妃传》说曹丕于公元204年八月娶甄氏，后生曹睿，《三国志•明帝纪》又说曹睿在公元239年一月驾崩时已36岁，岂非正是在公元204年所生？如此，则曹睿决然不可能是曹丕之子，而是甄氏的前夫袁熙之子。换言之，甄氏与曹丕结婚前，已怀有袁熙的骨肉。
　　不过，《三国志•明帝纪》又说曹睿“年十五，封武德侯”，联系《文帝纪》的记载，可知此事发生在公元220年。由此推算，曹睿应当生于公元206年，这样，他也就成了曹丕的亲生子。《三国志•明帝纪》的记载前后矛盾，必有一种是错的：要么曹睿死时不是36岁，要么他受封为武德侯时不是15岁。
　　在曹魏皇室中，曹睿显得十分独特。曹操父子的相貌只能说是平平，而曹睿却“有岐嶷之姿”、“容止可观”，与“有姿貌威容”、“姿弘雅”的袁绍相仿。年轻时，曹睿过着铁面人般的隐居生活，直到登基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大臣见过他，曹丕也只是在病危时才立他为太子，可见其中大有文章。
　　曹丕有9个儿子见于正史，其中4个夭折，3个在曹睿在位期间去世，只有东海王曹霖活得比曹睿长。再加上曹睿的那个失踪的同母弟弟，80％的儿童死亡率实在不正常，很可能是人为造成的。曹睿也曾多次生子，但每一次都夭折，最后只得另行抱养来路不明的孩子，直接导致了魏朝的短命。
　　基于这些现象，笔者推论：笃信五行终始理论的曹操相信，属火行的曹家不可能长久代汉当皇帝，所以隔代指定了袁绍的孙子曹睿作曹丕的继承人。曹丕不敢违抗曹操的意思，于是迟迟不将继承人公之于众。曹睿长得实在太像袁绍，为了不让大臣认出他是袁绍的孙子，曹丕不得不让他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曹睿即位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有侍中刘晔能够参见皇帝，因为刘晔是淮南人，从没有见过袁绍父子；曹真、司马懿两位顾命大臣虽是中原人，但比刘晔年轻得多，也不大可能见过袁绍父子。为了清理门户，曹睿处决了一些名义上的弟弟，宫中支持曹家的势力则在暗中和曹睿对抗，有计划地杀死他的孩子，使他没有后代可以继承皇位，结果导致了曹魏的衰亡。
　　袁绍集团的失败，还产生了更持久的副作用。
　　如今，凡是前往山西省北部旅行的游客，都会发现一幅奇特的景象：这里有两条长城，一条在朔州市和大同市以北的燕山山脉上，另一条则在朔州市和大同市以南的恒山山脉上。这两条长城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从三国时代开始，汉族政权就丢失了朔州市和大同市以南的整个桑干河——永定河上游流域(大同盆地)，因而也放弃了燕山长城，转而到恒山山脉上重建长城。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多次从大同盆地出兵，南下太原，东指北京，途中几乎没有天险。经过反复争夺，到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又将此地割让给契丹人，也就是“幽云十六州”中包括云州(大同市)在内的9个州，从而注定了日后宋朝亡国的命运。造成“幽云十六州”之痛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袁绍的失败。
　　曹操战胜袁绍之后，虽然降伏了乌丸人，但对臣服于袁绍的鲜卑人却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任由他们占领了大同盆地。220年，曹丕刚刚代汉称帝，便将此地正式割让给鲜卑人，退守到恒山以南。 后来，叛变袁绍的田豫虽然一度北伐至平城(大同市)，但面对的却是一片空无人烟的废墟，肯本不可能驻守。在袁、曹战争中，北方游牧民族全都下错了赌注，所以才会如此与曹魏交恶，并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
　　假如袁绍当年战胜了曹操，历史绝不会如此演变。
　　这两条横亘在晋北山峦上的长城，便是袁绍的纪念碑。
　　一千七百年来，因袁绍而引发的悲剧多如恒河沙粒。
　　1898年9月初，清朝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在内外交困之中，采纳友人徐仁录之计，上奏光绪皇帝，请求派徐仁录去天津小站劝袁世凯发动兵变，消灭慈禧和荣禄等顽固派。徐仁录临行前，谭嗣同意外地收到同事杨锐的一封信，打开来看，只见这样一首七绝诗：
　　陈词痛哭终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受康有为影响，维新派大多长于经学，因而对经学昌盛的东汉历史特别了解，喜欢使用东汉的典故，杨锐的这首诗即是如此。“千里草”即董，原指董卓，此处指当时比袁世凯兵力更强的回族将领董福祥，董卓与董福祥都祖籍甘肃；“本初”原指袁绍，晚清大臣常用它指袁世凯，袁绍与袁世凯也都祖籍河南。杨锐的意思是，与其去联络袁世凯，还不如去联络董福祥。
　　得信之后，谭嗣同考虑再三，觉得袁绍应当比董卓可靠，袁世凯也同样比董福祥可靠，何况董卓与董福祥都不是汉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久后，徐仁录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款待，袁世凯又迅速入京觐见光绪皇帝，谭嗣同便完全放下心来，连夜至北京法华寺拜访袁世凯，将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显而易见，谭嗣同之所以没有接受杨锐的意见，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读懂袁绍，更没有理解杨锐诗中暗含的历史信息：何进实际上是被袁绍所害，而董卓则被袁绍、王允等政敌丑化了。谭嗣同天真地相信了正史中袁绍与董卓的形象，所以不免落得一个何进般的结局。
　　被捕之后，谭嗣同又收到另一位同事林旭仿杨锐所作的绝命诗《狱中示复生》：
　　“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愿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这一次，谭嗣同也许看懂了。他很快就唱和道：
　　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随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怒吼，谭嗣同、林旭、杨锐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慨然就义，同时也埋葬了清朝变法维新的最后希望。假若他们对袁绍的历史有深刻认识的话，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
　　误解历史，是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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