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读——三国身世之谜

迷茫之鹰

作者：穿拖鞋游学　回复日期：2008-5-12　11:31:11　   
　　看了此帖,确是耳目一新,受教.但我有几个问题,袁绍对局势的掌控能力有多强,何进在董卓进京的问题上只是一个受人愚弄的愚痴吗?
　　我猜想招董卓进京不仅是袁绍的计划,也应该是何进的计划,更确切的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董卓,而是董卓进京的这个消息,是董卓进京的这个消息对京城能军队的影响.这里有个前提就是禁军中有为数不少的党附宦官的中下级军官,或者在士林派与宦官间首鼠两端的观望者,士林派的禁军高级将领对军队的掌控能力不强.因此,他们需要外军进京的消息,这条政治消息的含义就是告诉那些观望者和宦官党徒(可能是极隐秘的,与宦官暗中勾结)宦官大势已去,让他们找准政治位置,别站错了队.而这当然也是符合何进的利益的.不然,即使何进愚痴,何进的幕僚也不至于集体愚痴,因为董卓进京与何进自身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不至于搞不清。还有一点，董卓跟何进是政治死敌，董卓作为董太后的亲族因为统兵在外才得以免祸，他怎么会轻易进京呢？杨国忠怂恿唐玄宗召安禄山进京，安禄山会毫无顾及吗？或许何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放心的下诏召董卓进京，因为他知道董卓不会进京，更重要的是他也根本不需要假手董卓铲除宦官，因为他只是需要董卓进京（也包括其他外军）的政治信号来完全掌控军队。按LZ的思路，袁绍这时极有可能会给董卓捎信让他带些部队到京畿附近。因为袁绍计划的最重要部分不是跟董卓平分天下，而是杀掉何进，而袁绍对于杀何进没有十足的把握，至少是顾虑过度，想要董卓带兵接应一下，留条余路。他本意也不是让董卓进京，至少不是这么快进京。
　　董卓的进京是出乎袁绍的意料的，而袁绍对与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理是不够成功的。何进死后，宫中大乱。袁绍及其家族对于军队的掌控的能力有多大实在值得怀疑。袁家作为学阀勋贵，名望素著。但这种政治号召力要化为政治实力是需要时间的。袁家在军队中的根基太浅（相对与其政治号召力而言），之前就是在何家的掌控下向军队渗透。这是董卓进京后迅速掌控局势的重要原因。袁家血腥镇压宦官，其原意大概是杀伐树威，使京中军队向其投靠。但是董卓的意外进京打乱了计划，许多军队投靠董卓，不能不说没有兔死狐悲的顾虑。根本原因是袁家在军队的根基太浅，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外部势力渗入核心权利之前实现对军队的掌控。何家军队投向董卓决不是袁董双方的合作，只能是袁家的失败。
　　在董卓进京之后，袁家的失策在于没有一个基于对时局准确判断的果断决策和计划，以及实现此计划的坚决态度。大批士林人士的擢拔其实是袁家态度含糊的表现，袁家这时候倒是希望董卓想到自己袁家门人的身份，试图把董卓拉入他们的政治构想中，希望达到一个满意的利益分配方案。可这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等到董卓获得足够政治资本，他就会和袁家翻脸。废帝无疑就是摊牌。
　　废帝就是一场政治选秀，赞同的选出来，反对的刷下去。而且象废帝这种事关根本的事情是没法作弊的，赞同一方和反对一方都是用决绝的政治姿态来表达立场的。赞同者没法再变成反对一方，反对一方也没法再变成赞同者。这样，选秀的发起者就为自己网罗一群了子弟兵，然后再用子弟兵逐渐代替政治权利土著，建立起个人势力。这是外来势力入主核心权利的一般步骤。李渊，高欢，武则天，概莫能外。走到这一步，不是决裂还能是什么。之所以不杀袁家是因为还不敢太强烈的刺激士林。
　　公元189年，董卓是大赢家，袁绍输的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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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组建讨董卓联军及董卓迁都(公元190年)
　　
　　“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甲兵之重，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挚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烝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神祗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
　　
　　——袁绍(《献帝春秋》)
　　
　　汉献帝改元的消息传到袁绍耳中时，他已经抵达勃海郡上任了。听说新年号叫“初平”，袁绍大喜，认为“初平”与“本初”含意相合，说明自己肯定能很快消灭董卓，平定天下。 其实，汉朝年号大多没什么创意，往往只是几个字的反复自由组合而已，所以“初平”与“本初”之类的年号层出不穷，并不奇怪。袁绍居然以此为祥瑞，可见他心中的迷信思想有多深，这恐怕还要拜袁氏家学《孟氏易》所赐。不过，在打江山的时候，一点迷信言论往往是有助于动员民众的，袁绍借助这一类宣传，很快便赢取了河北官民的广泛支持。
　　看到民心归袁绍如流水，作为勃海太守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心中的醋意油然而生。他的官职是董卓任命的，所以并没有反董卓的想法，更担心袁绍会夺走自己的权力，所以派人到勃海郡首府南皮，包围太守府，不许袁绍募兵。袁绍意外地遭到软禁，手中又没有武装力量，一筹莫展。
　　当时，四方豪杰大都愿意拥护袁绍讨董卓。广陵郡功曹臧洪劝太守张超起兵，二人便一同到陈留拜见张超的兄长、陈留太守张邈。张邈此时已经和曹操、卫兹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在本郡募兵，双方一拍即合。在臧洪的联络下，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封疆大吏都来到陈留郡西北部的酸枣县(今河南省延津县西)，设坛结盟。臧洪主持会议，在坛上宣读誓词，慷慨陈词，宣布“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同时，在孔伷的许可下，曹操的堂弟夏侯惇、曹洪等人也从家乡谯县募集了一些人马，随即向己吾县进军，与曹操和卫兹会师，后来中牟县豪强任峻也率家兵数百人加入，三军总共约有5千人。
　　为了帮助袁绍解除困境，桥瑁又伪造了三公(即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致天下各州郡官员的书信，说董卓罪恶滔天，胁迫我君臣，窥伺我社稷，希望各州郡跟随袁绍和袁术，举义兵以赴国难。不过，卫兹身为司徒杨彪的幕僚，却协助曹操募兵反对董卓，却又说明桥瑁的公开信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各州郡官员纷纷信以为真。
　　韩馥得书震惊，感到情况严重，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便召集幕僚问道：“现在我们应当帮助姓袁的，还是帮助姓董的呢？”治中从事刘子惠回答：“我们兴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姓袁的或姓董的！”韩馥听了大为惭愧。刘子惠又建议说：“战争是凶事，不宜抢风头。我们应当等其它州先起兵，然后配合。冀州的实力不比其它州弱，将来立的功劳也不会比其它州小。”韩馥深以为然，于是解除了袁绍的软禁，允许他召募兵马。
　　早在袁绍与韩馥起兵之前，袁术已经率先在南阳聚众，但苦于实力不足，难有进展。这时，荆州刺史王叡与长沙太守孙坚得到桥瑁的书信，响应二袁讨伐董卓的号召，率兵渡过长江北上。不久，孙坚与武陵太守曹寅合谋杀死王叡， 又与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祥杀南阳太守张咨，兼并了他们的部下，兵力大增，导致军备物资不足。孙坚和刘祥的部队于是四处抢劫民财，南阳百姓愤而反抗，杀死了刘祥，迫使孙坚军离开。 当时驻扎在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派使者去与孙坚通好，孙坚便表示服从袁术的指挥。
　　孙坚知道自己此行凶险，不放心原住在九江郡寿春县的家属，所以把他们南迁到庐江郡舒县。孙坚时年35虚岁，已有5个儿子，其中正妻吴氏生4子，即：孙策、孙权、孙翊、孙匡，此外还有庶子孙朗， 当时都尚未成年。舒县是周景的故乡，一个多世纪以来，周家都是忠诚的袁氏故吏，孙坚既然跟随二袁讨董卓，和周家搞好关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周景的侄孙周瑜与孙策同岁，早在孙家住在寿春时关系就特别好，经常相互拜访。 孙家到了舒县以后，周瑜把自家四合院的南向正房让出来给吴氏和孙策住，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
　　兖州方面，鲍信与弟弟鲍韬也在泰山郡组织部队，加上以前替何进招募的千余名弓手，共聚集了步兵2万，骑兵7百，辎重马车5千余乘，向西南前进，与曹操、卫兹、夏侯惇、曹洪等人的5千兵马在己吾会合，形成了一支约26000人的武装力量。随后，他们又向西进军，与袁绍的堂兄、山阳太守袁遗的部队先后抵达酸枣县，与刘岱、张邈、桥瑁、袁遗、张超、臧洪的部队会师，集结起多达十余万人的庞大联军。
　　青州方面，刺史焦和原本也率数万兵马西进讨董卓，但遭到黄巾军包抄后路，被打得大败，自己也很快病逝，青州军于是无法前来与袁军会师。
　　公元190年正月底，洛阳以东诸州郡全部响应臧洪、桥瑁等人的号召，随二袁起兵讨董卓，并声称要废黜献帝，迎少帝复辟。袁绍当仁不让，被一致推举为盟主。
　　袁绍知道，自己既然已是反董卓的盟主，便不宜再用董卓授予的勃海太守官衔，于是自称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领勃海太守，又私署麾下诸将军职，称之为“表”。在这些将领之中，曹操被袁绍表为奋武将军，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夏侯惇为司马，孙坚也被袁术表为假中郎将(代理中郎将)。这些奋武将军、破虏将军、假中郎将之类都是所谓的“杂号将军”，地位并不高，属车骑将军袁绍和后将军袁术管辖，由此可见曹操、孙坚等人当时处于怎样的政治、军事地位，与二袁是怎样的关系。
　　联军组建成功之后，便被部署为4个方面军：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领勃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假司马张杨进驻与洛阳仅一黄河之隔的河内郡，吸引董卓军主力，冀州牧韩馥留在鄴，组织军粮运输，是为河内方面军；豫州刺史孔伷与陈相许瑒驻扎在颍川郡，攻击洛阳东南方的轘辕关，是为颍川方面军；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领破虏将军鲍信、奋武将军曹操与臧洪、卫兹、刘备等人驻扎在陈留郡酸枣县，攻击洛阳东方的荥阳；后将军袁术与假中郎将、领长沙太守孙坚驻扎在南阳郡鲁阳县，攻击洛阳南方的伊阙关、大谷关。
　　4路联军由北至南，对洛阳形成了一张半圆形的包围网，列表如下：
　　
　　 统帅 前锋 部将 后勤 兵力(约数)
　　河内方面军 袁绍 王匡 刘勋 韩馥 10～15万
　　酸枣方面军 刘岱 曹操、鲍信、鲍韬、卫兹 张邈、张超、桥瑁、袁遗、臧洪、刘备、范方 10～15万
　　颍川方面军 孔伷 许瑒 3～5万
　　鲁阳方面军 袁术 孙坚 5～7万
　　
　　以上4路联军共计30～40万人，大约相当于董卓手中兵力的3倍。但他们大多是新兵，而且缺乏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号令不一，装备较差，所以真正的战斗力并不在董卓之上。但是，袁绍此时无疑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为天下豪杰所归心。袁术虽然嫉妒，却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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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的记载，联军建立之后，鲍信对曹操说：“计略多变无双，能够拨乱反正的，是您啊。如果没有这种才能，再强大也会灭亡。您就是上天眷顾的人！”鲍信是第一个挑唆曹操与袁绍分道扬镳的人，原因是袁绍起初主张迎董卓入京，后来董卓开始专权跋扈，鲍信建议袁绍立即攻击董卓，袁绍却坐视禁卫军落入董卓之手，自己仓猝出逃。但他们此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做的实力，曹操可能也还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在此后的7年内，曹操一直在为袁绍南征北战，并无对抗袁绍的行为。
　　但是，有一个人此时便将他对袁绍的不满付诸实行，这就是冀州牧韩馥。他担心袁绍获胜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不供给袁军充足的粮草，希望以此迫使他们自动离散。和黄琬一样，韩馥的权力得自董卓，而袁绍未必能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所以他们反董卓的态度不坚定，不彻底，也在意料之中。
　　在讨伐董卓的各路将领之中，态度最坚定、最彻底的，当数董卓的老同事孙坚。当年春季，孙坚抵达鲁阳，与袁术会师。袁术看到孙坚部队军容严整，不禁叹服，又表孙坚为破虏将军。当时豫州刺史孔伷已死，袁术吞并了他的属下，但因为“三互法”的规定，自己不能当豫州的军政长官，于是又表孙坚领豫州刺史，担任全军的前锋，将荆、豫二州的精锐之师都抽调给他。
　　听说孙坚和刘祥杀死荆州刺史王叡、南阳太守张咨，并与袁术等人联军北上，董卓便拜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牧，命他与汝阳令蒯越和黄忠等人南下攻打袁术和孙坚。
　　刘表、蒯越、黄忠三人的情况与黄琬、韩馥类似，都属于董卓统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也都是党人和士大夫，而且曾经与袁绍同为何进的幕僚，所以其立场在董卓和袁绍之间犹豫不决。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先把荆州抢到手，然后在袁、董两派之间左右逢源。但荆州已被袁术和孙坚视为自己的地盘，刘表不可避免地要与袁术和孙坚发生激烈冲突。
　　看到无法通过袁术和孙坚驻扎的鲁阳去荆州，刘表便绕道武关，顺丹水和汉江南下到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市南)，与蒯良、蒯越兄弟及襄阳名士蔡瑁合谋，设计兼并荆州中南部的地方武装，很快成为除南阳郡之外的整个荆州之主，在背后威胁袁术和孙坚。同时，按照董卓的指示，刘表又以追随孙坚的罪名拘拿刘祥之子刘巴，但又不愿意杀死他以获恶名，于是暗中安排刘巴逃走。刘巴知道刘表无意杀自己，也不逃走，刘表于是举刘巴为茂才，召他做官，又表黄忠为中郎将，与侄子刘磐共守长沙，镇抚江南。刘表本人与蒯良、蒯越、蔡瑁等人驻守襄阳，北拒袁术、孙坚，坐山观虎斗。
　　董卓见东方各州郡造反，而且都以复辟汉少帝为名，于是在二月癸酉日派郎中令李儒将少帝毒死，以绝后患。随后，董卓便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将要征调天下兵马进剿袁军，让官员们讨论具体战术方案。
　　在与会人员中，尚书郑泰的立场偏向袁术，不希望董卓主动出击，于是发言说：
　　“我以为，东方的敌人不值得我们发天下兵讨伐，理由有以下10条：
　　第一，东方联军跨州带郡，貌似强盛，但自从光武帝以来，中原没有发生过战事，百姓过着优逸的生活，早就不会打仗了，人数再多也没有用。
　　第二，明公出自西州，从小就担任将帅，熟悉军事，百战百胜，名振当世，人心慑服。
　　第三，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长于京师；张孟卓(张邈)东平长者，品性高尚；孔公绪(孔伷)善于清谈高论，简直能把死人说活。这些人都没有实战经验，在沙场上真刀真枪地较量，肯定不是明公的对手。
　　第四，东方人向来缺乏精悍的勇士，也没听说过有什么谋臣，更无人可以独当一面。
　　第五，即便有这种人，可是联军尊卑无序，没有朝廷授予的军职，现在胡乱自相表署，将来势必不会同心协力，而只会观望他人成败。
　　第六，上百年来，关西各郡一直在与羌人战斗，连妇女都能使戟挥矛，拉弓放箭，何况明公麾下的百战精兵，用以攻打那些乌合之众，自然如同泰山压卵，胜券在握。
　　第七，天下精兵，不过就是并州和凉州军，以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这些人现在都在明公的帐下。用他们攻打东方人，就像用老虎和犀牛去攻打犬羊一样。
　　第八，明公的将帅都是跟随您多年的忠义之士，富于军事经验。而敌人的将帅之间日常缺乏联络，相互间不服气，甚至从未谋面过，临时拼凑起来，就像用胶粘的一样。遇到同心同德的我军，必然如同枯叶遇到了烈风，立即一哄而散。
　　第九，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几年来，明公消灭黄巾，铲除阉党，拥立明君，平反党人，正直之士没有不交口称赞您忠于国事的。奉天子之诏讨伐叛乱的贼党，谁敢抵抗？
　　第十，海内名士，天下大儒，首推东州郑玄和北海邴原，此二人是我朝士大夫的楷模。现在二袁起兵，他们都不去投奔，可见人心向背。当年吴楚七国造反，不用剧孟，周亚夫知其必败，现在的情况也与之相似。
　　如果我上面讲的这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地向天下征兵，反而是无事生非，会自损威重。”
　　董卓听了这话大喜，认为郑泰忠于自己，明白事理，于是打算派他去攻打东方联军，但在幕僚的劝阻下作罢。于是，董卓分兵三路，出洛阳迎战：
　　北路，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渡黄河北上，攻打袁绍军及正在河东郡和东郡活动的白波军；
　　东路，徐荣出荥阳，攻打酸枣；
　　南路，胡轸、吕布、华雄出伊阙关、大谷关，攻打鲁阳。
　　以上三路兵马并非同时出兵，董卓的战略是先北后东，在南线维持一段时间的守势。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牛辅渡黄河之后，遭到白波领袖郭泰的激烈抵抗，反而狼狈而归。董卓见出师不利，大为惊恐，认为白波军尚且如此难以对付，二袁的部队想必更加强大。洛阳虽有天险保护，但三面受敌，战线过长，于是董卓便有了迁都长安之意。
　　其实，迁都长安并非出自董卓的意旨，而是整个凉州军阀集团的兴趣所在，所以是大势所趋。在下文中，我们就将发现，董卓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是边章、韩遂的一个傀儡。
　　听说要迁都长安，朝廷大臣都不赞成，但除了河南尹朱儁以外，无人敢于明确表态。董卓于是召开会议，搬出东汉时期最受重视的图谶，发言说：“高祖皇帝建都关中，历11世；光武帝建都洛阳，至今也过了11世。依照《石包谶》的预言，应当迁都长安，以符合天人感应。”
　　司徒杨彪反对说：“海内动起来很容易，安定下来却很难。移都改制是天下大事，盘庚迁亳，商朝的老百姓还抱怨不已。过去关中因为王莽之乱残破，所以光武帝才建都洛阳，历年已久，百姓安乐。现在无故迁都，容易导致祸乱。《石包谶》是妖邪之书，岂可相信？再说长安的宫室坏败已久，恐怕难以很快修复吧。”
　　董卓回答：“关中肥饶，秦借此并吞六国。武帝时在杜陵南山造有数千处瓦窑，建筑材料齐备，再加上凉州丰富的木材，造起来不难。老百姓的意见无所谓！谁敢反对，我发兵驱赶，即便前面是大海，他们也得跳下去。”
　　看到杨彪依然不服，董卓急了，于是说道：“边章、韩遂刚才有书信来，一定要让朝廷迁都。 如果大兵出动，我不能再相救，你们便可与袁家西行。”
　　董卓的这段话实在有意思。边章、韩遂不是前几年以讨宦官为名，与朝廷对抗的叛乱分子吗？董卓不是多年与之交战吗？怎么现在当了相国，反而拿边章、韩遂当太上皇了，还指望他们控制的凉州给新都建设提供木材？另外，包括太傅袁隗在内，袁家成员在袁绍、袁术起兵之后，如何还安然无恙，董卓居然要安排他们西行？
　　这还得从董卓入京前说起。董卓本来被拜为并州牧，后来受何进、袁绍的召唤，率3千兵马入京，虽然获得了一些增援，又兼并了何进、何苗与丁原的部下，但兵力仍嫌不足。同时，左将军皇甫嵩与京兆尹盖勋率精兵3万屯驻在长安一带，虽然一度密谋攻击董卓，但最终却无所作为。公元190年，皇甫嵩被拜为城门校尉，长史梁衍劝他趁献帝西迁之机迎驾，与袁绍联手攻董卓，皇甫嵩不肯同意，与盖勋老老实实地臣服于董卓，这其中必有隐情。
　　把上述种种怪事联系起来，便只能得出一种结论：董卓入京之前，与边章、韩遂(当然还有马腾)达成了秘密协议，董卓保证完成屠杀宦官、控制朝政的任务，而边章、韩遂则给董卓以支援，并发兵拖住皇甫嵩，令其不得轻举妄动。边章、韩遂拥有凉州精兵十余万，以往皇甫嵩与董卓联军4～6万人，尚且疲于招架，如今皇甫嵩只有孤军3万，更是独木难支。董卓麾下有相当一部分军队是边章、韩遂的旧部，这些人大多是羌胡，很不容易控制，整日劫掠百姓，又奢求宫人美女，即便以董卓、李傕之凶悍，也要畏惧他们三分。献帝西迁长安，可能正如董卓所说，也出自边章、韩遂之谋，意在加强对朝廷的控制，而不是因为被反董联军击败(双方此时尚未交战)。董卓要仰仗边章、韩遂的支持，才能享受荣华富贵，又担心洛阳容易被联军与反对自己的士大夫内应外合，突袭得手，自己便会落得一无所有，所以也积极推行边章、韩遂的迁都计划。
　　至于袁家，在袁绍、袁术起兵之后，已经被排斥出了最高决策集团，但还保留着官职。董卓让袁家成员带头西迁，也是怕他们与袁绍、袁术取得联络，内应外合，威胁自己。

　　看到董卓迁都的态度坚定，司空荀爽便出面支持这一建议，但杨彪和太尉黄琬仍然坚决反对，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也附议。董卓于是将杨彪、黄琬降职为光禄大夫，拜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又以推荐叛贼为州郡长官为名，处死伍琼、周毖。越骑校尉伍孚行刺董卓，结果失败被杀，迁都之事于是不可挽回。
　　二月丁亥日，献帝君臣与数十万百姓西迁。因为道路拥挤，物资匮乏，人们相互践踏，死者遍野。董卓及其诸将仍然驻扎在洛阳，四处搜刮民财以充军费，吕布又发掘帝陵和公卿豪强的家族墓葬，掠取其中的珍宝，送到董卓的封地郿坞。
　　三月乙巳日，献帝车驾抵达长安，先住在盖勋故居京兆府舍，后来未央宫装修完毕，这才搬了进去。因为董卓没有来，朝政全部委托给司徒王允管理，董卓对他也十分放心。
　　三月戊午日，董卓指使司隶校尉宣璠在长安处死了包括太傅袁隗夫妻及其3个儿子、袁绍和袁术的哥哥太仆袁基在内的袁家男女老幼50余人，先将遗体埋在青城门外、东都门内，尔后担心被人盗取，又改葬于郿坞。 虽然袁家成员死了这么多，却无一人能够再得到蔡邕写的墓志铭了。此时，蔡邕正依附在董卓的身边，享受着袁家从未授予他的荣华富贵(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心中也一定为自己永远不必再撰写碑铭而高兴呢——毕竟，蔡邕当年已经59虚岁，再不在官场上有所建树，以后就没机会了。
　　看来，董卓原本并无意杀死袁氏一家，所以才带他们西迁，而不是在袁绍起兵时，就将他们在洛阳处决。但在西迁之后，袁隗与袁绍、袁术暗中往来，企图利用董卓尚未抵达长安之机，颠覆他在长安的统治，性格又如袁术所说，“仁慈恻隐”， 不够狠毒果决，导致计划败露，是他一家惨遭杀身之祸的根源。由此，袁家与董卓之间的仇恨更加不共戴天。故吏杀害师尊，这在东汉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必然导致董卓大失人心。天下受过袁家恩惠的豪杰听说袁隗全家遇害，都深感哀痛，纷纷投奔袁绍，要为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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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第一滴血——联军的胜利与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曹操(《三国志•武帝纪》)
　　公元190年春末，各路联军陆续抵达前线，但都没有率先进攻的意思。袁绍、孙坚等人的部队远来疲惫，需要休整，还可以理解；但刘岱、张邈等人在酸枣驻扎了二、三个月，虽然人数众多，却各自为政，整日相互请客吃饭，不思进取。曹操见再这样下去，会坐吃山空，十分焦虑，于是对刘岱、张邈等人说：“我等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经聚集起来，各位怎么又开始迟疑！如果董卓死守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行为再残暴，仍然足以制造祸害。现在，董贼胆敢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是老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啊，我们一战便可平定天下。”诸侯仍然没有响应的意思，但同意让曹操等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带领本部为前锋，率先出击。
　　曹操急于立功，于是和夏侯惇、曹洪等人带领自己从陈留和谯县募集的5千兵西进，计划攻占军事要地成皋。卫兹觉得这点兵实在太少，又四处活动，终于向张邈借来3千人。另外，鲍信、鲍韬兄弟也率部出发，与曹操、卫兹组成了酸枣方面军的先遣部队。
　　由曹操、卫兹、鲍信、鲍韬指挥的这支先遣部队到底有多少人，是个疑问。按照此前的史料记载，曹操与卫兹募兵5千，卫兹又借兵3千，鲍信、鲍韬募步兵2万，骑兵7百，这些人此前未有损伤，所以合起来应有28700人之多。然而，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一文中，却说当时仅有数千人参战。大概曹操指的只是自己的部下，没有包括卫兹、鲍信、鲍韬的部队。因此，酸枣方面军先遣部队应当有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军，鲍信为军长，曹操、卫兹、鲍韬为师长。无论从将领的素质，还是从士兵的战斗力来说，这支部队都是酸枣全军中最强的。如果他们首战获胜，联军自然会跟进；但如果他们失利，联军便只能转攻为守了。
　　先遣军进至荥阳东郊，渡过汴水(也就是联通鸿沟与黄河的汴渠)，在西岸与徐荣率领的董卓东路军相遇，内战就此爆发。与董卓的西凉兵相比，联军的数量和装备都不占优势，又缺乏军事经验，所以很快就陷入被动，但仍然苦战不退。傍晚时分，卫兹与鲍韬阵亡，曹操与鲍信都受了伤，曹操的战马也被射死。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曹操，让他赶紧逃命，曹操不肯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可没有您！”于是保护曹操与鲍信趁夜撤到汴水，坐船逃走。徐荣本来计划继续进攻酸枣，但见联军的抵抗如此顽强，认为酸枣还不易攻取，于是引兵回洛阳去了。从这个角度看，汴水之败，卫兹与鲍韬之死，展示了反董联军的战斗意志，保护了酸枣大本营的安全，对于战争的全局并非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场惨败为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阅历。10年之后，他将与袁绍的大军在汴水流域的这块伤心地上对峙，史称官渡之战。曹操虽然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却没有在这同一块战场上失败2次。
　　曹操与鲍信怀着悲痛与失落的心情逃回酸枣，见诸侯联军仍然在饮酒作乐。曹操大怒，批评他们，并且说：“各位如果能听从我的计策，就让袁勃海(袁绍)率河内兵马渡河攻孟津，酸枣诸将占领成皋和敖仓，攻取轘辕、太谷二关，控制天险，再让袁将军(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渡过丹水，攻入武关，威胁三辅。这以后，我们都高垒深壁，挂免战牌，多设疑兵，示董卓集团以天下形势，他们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现在各位却迟疑不进，令天下人失望，我曹操为你们感到羞耻！”刘岱、张邈等人还是不能采纳。
　　曹操的这段话，说明他当时还相当缺乏军事头脑，难怪会惨败给徐荣。汴水之战已经把联军缺乏战斗力的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如果袁绍面对董卓军主力，强行渡河攻孟津，可以肯定，很难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曹操、鲍信等人以相对精锐的部队攻打成皋，却连成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便溃败在汴水，反而寄希望于其他没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带着新兵去攻占成皋、敖仓、轘辕、太谷等众多要塞，然后再“高垒深壁，挂免战牌”，岂不是痴人说梦？只怕仍然连一座要塞都打不下来，最终落得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各路诸侯为保存自身实力、维护自身利益起见，肯定不会采纳曹操这种高风险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从战前的兵力部署看来，这显然也正是袁绍和袁术的作战计划，曹操并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曹操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军事天才，他此后的用兵如神，都是靠不断积累战争经验，总结失败教训而来的，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
　　看到酸枣方面军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曹操于是与夏侯惇、曹洪等人返回故乡谯县，然后去扬州募兵。曹洪家资富庶，驰名江淮流域，所以首先率家兵千余人到扬州庐江郡见陈温。陈温是袁绍的汝南老乡，赞成袁绍的事业，又与曹洪颇有交情，于是欣然调给曹洪上等甲兵二千人。曹洪又渡江到丹杨郡，太守周昕命弟弟周昂(又名周喁 )征调二千余人，与曹洪一同北上，和曹操在沛国南部的龙亢县(今安徽省龙亢镇)会师，总兵力应当不下6千人。 由此可知，曹操自己并未去过扬州。见了援军，曹操大喜，任周昂为军师。周家是会稽郡的豪强，势力广布于扬州，周昕又是陈蕃的学生，无疑也属于党人，所以袁绍和曹操都重用周昂。周昕忠于袁绍的事业，后来又陆续发兵万余人助袁绍和曹操征伐，终于因此被袁术和孙策杀害。
　　虽然重用周昂，但曹操却难以讨得扬州兵的欢心。抵达龙亢之后，扬州士卒不服豫州的水土，联合叛乱，夜间烧曹操帐。曹操、周昂、曹洪等人率领5百余名忠诚的部下拼死冲出军营，逆浍河而上，经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跑到谯县北方的建平。 在故乡又招募了几百人之后，曹操一行便带着这千余名士兵北上渡河，到河内郡去投奔袁绍。没想到，他在那里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抵达河内郡之后，袁绍得到了2个令他悲痛不已，但应当也在意料之中的消息：董卓杀死了汉少帝和袁绍在长安的全部亲属。后一个消息只能加深袁绍、袁术对董卓的仇恨，并增强他们的号召力，但前一个消息却使他们身陷困境。其实，联军一组建，董卓就必然要杀少帝，这并不难预测。但就像张勋正要率辫子兵搞复辟，而溥仪却突然去世了一样，袁绍号召大家帮助复辟的汉少帝现在已死，这种处境实在有些尴尬。身为联军统帅，袁绍现在必须向天下明确宣示：在战胜董卓之后，他是继续辅佐汉献帝，还是另作打算？如果继续辅佐汉献帝，那么现在继续讨伐董卓又有何必要？
　　接下来，袁绍便接连做了二件相互矛盾、隐患无穷的事，而这正是董卓乐于见到的。
　　首先，袁绍、韩馥在漳水河岸上会合冀州十郡太守、国相，聚众十余万，号称百万，一同歃血结盟，义正词严地立誓道：
　　“贼臣董卓乘着汉室衰微之机，倚仗自己强大的兵力，占领帝城，祸乱朝廷，毒杀何太后，残害弘农王，绑架年幼的皇帝，迁往秦地。他又斩戮忠良，焚烧宫室，奸污宫女，发掘皇陵，其罪恶祸及鬼神，皇天、后土都遭到了侮辱，但神祗的怨恨与百姓的悲愤却都无处可以控诉。如今，我等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云集于此，都决心要奉辞伐罪，代表上天消灭这个贼臣。我等结盟之后，都要不惜生命，全力以赴，歼灭凶丑，尔后共同辅佐王室，翼戴天子。如果有人敢违背盟约，愿神明降大祸于他，毁灭他的军队，断绝他的子孙！”
　　如果这篇誓词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么它末尾的诅咒仿佛也真的应验了：袁绍与韩馥此后没有致力于“翼戴天子”，结果终于像他们自我诅咒的那样，破家亡身。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袁绍以往一向宣称：献帝不是灵帝的儿子，不是刘家的种，不配当汉朝皇帝，又与董卓沾亲带故，理应被废黜。大丈夫说过的话驷马难追，必须算数。但当时联军成员中的主流思想仍是反董卓不反献帝，袁绍虽然身为盟主，但为了避免联盟分裂，只好在誓词中加上拥戴献帝的内容。毕竟，等到消灭董卓之后，再废掉献帝也不迟。
　　不过，如果袁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董卓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占有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所以在漳水之盟后不久，经过反复考虑，袁绍便和韩馥等人想出了一个新方案，以便同董卓及献帝的长安朝廷对抗。现在少帝已死，灵帝没有了男性后代，献帝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可以在皇室中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继承皇位。此类事情在以前发生过许多次，例如在公元前180年吕太后死后，陈平、周勃等大臣宣称当朝皇帝刘弘不是惠帝之子，将其杀死，然后拥立代王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参照这个案例，袁绍便与韩馥等人合谋，打算拥立大司马、幽州牧刘虞为皇帝。
　　袁绍选择刘虞，肯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首先，刘虞是袁绍的老同事，以前共同为何进效力，又共同策划消灭宦官，情投意合；其次，此时袁绍已经再婚，他的后妻姓刘，而前妻李氏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早就去世了。前往河北并再婚，袁绍与光武帝刘秀在创业初期的这2件事上出奇地相似，其中必然暗藏玄机。可惜有关袁绍私生活的资料太少，不便臆测。但以袁家一贯的婚姻策略看，不是“海内知名”的豪门英才，根本没有结亲的资格，而与袁绍联姻之后，这个家族的成员应当也会在袁绍集团内占有显赫的位置。公元190年后，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刘姓男子有4人：刘虞、刘岱、刘表、刘备。刘备肯定不会是袁绍的姻亲，从刘表后来给袁谭、袁尚写的信来看，他与袁绍也无联姻关系，那么袁绍的后妻刘氏就很可能是刘虞或刘岱的家人了。
　　刘虞是汉光武帝长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 刘强本为光武帝太子，但在其母郭皇后被废后也遭废黜，改封东海王。刘岱则只能算作汉高祖刘邦的直系后裔，因为他的祖先——刘邦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的第一个儿子，又是刘邦年轻时背着妻子吕雉与一个姓曹的女子幽会所产的私生子，生前地位低下，其后代也从未登上过帝位。 所以，刘肥和刘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按《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初平年间(也就是袁绍起兵反董卓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和亲”的意思是通婚，袁绍让妻子儿女到刘岱处居住，显然是把刘岱当作家里人看待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袁绍的后妻刘氏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姐妹或女儿，因此刘岱会带头帮袁绍组织反董卓联军。袁绍要另立皇帝，推举老同事刘虞而不举亲家刘岱，自有避嫌之意。笔者怀疑，早在刘虞出镇幽州、袁绍劝何进杀宦官时，这个秘密计划便已经拟好了。

迷茫之鹰

　　袁绍的家庭
　　
　　 袁逢
　　袁成 —————————————————————————
　　↓ ↙ ↓ ↓ ↘
　　袁氏∞高躬 袁基 李膺…→李氏∞袁绍∞刘氏←…刘岱 袁术 袁氏∞杨彪
　　↓ | ↙ ↓ ↓ ↘ ↙ ↘ ↘
　　高干 (过继)………→袁谭 袁熙 袁尚 袁氏∞蹋顿 袁曜 袁氏∞孙权 杨修
　　
　　在拥立新君之前，制造舆论当然是必要的。按照史籍中的说法，赞成袁绍这一计划的似乎只有韩馥，而包括刘虞本人和袁术、曹操在内的众多人士都激烈反对，此事于是不了了之。其实，如此大事不可能那么简单。
　　首先，韩馥给袁术等人写信，再次宣称献帝不是灵帝之子，诸侯应当仿效陈平、周勃，废杀伪帝，迎立明君。刘虞的功德品行天下无双，为其他皇室成员所不及。光武帝刘秀的第5世祖是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刘秀后来以大司马领河北军政，以此平定天下；刘虞的第5世祖是光武帝之子东海恭王刘强，如今刘虞也以大司马领幽州牧，仿佛光武帝再世，逢5必兴，我等理应拥戴。同时，有关刘虞将会当皇帝的图谶、符瑞也层出不穷，济阴人王定就献给袁绍一枚玉印，上面刻着“虞为天子”的字样。 总之，一切都按照王莽、刘秀以前当皇帝的程序，照葫芦画瓢，充斥着腐朽的迷信色彩。
　　对于袁绍、韩馥宣传的这一套理论，袁术丝毫不接受。他虽然也和其他袁家成员一样迷信，但只迷信对自己有利的预言，比如可以与他的字“公路”互训的“代汉者当涂高”。 刘虞如果立为皇帝，功劳算不到他袁术的头上，便宜全让袁绍占了，这种理论可不能信。袁绍于是又亲自给袁术写信说：“我和韩馥拥立刘虞，是为了共建永世之道，让海内见再兴之主。现在西边的那个小皇帝没有刘家血统，公卿以下都媚事董卓，怎能信任？我们就该守住地险，卡断其经济来源，由他们死在那里面。东方圣君一立，太平时代便可立即降临，你还疑惑什么？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违天不祥，希望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袁术回信说：“圣主虽然年幼，却聪明睿智，具备周成王的品德。贼臣董卓趁乱进京，胁迫大臣，只不过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小挫折罢了，很快就会复兴。我袁家祖祖辈辈秉承忠义，太傅心地善良，虽知董卓必为祸害，但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不忍离去。现在我家遭遇灭门惨祸，幸好有远近亲友豪杰踊跃相助，不乘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想着另立皇帝，这种话我不想听。你说皇上‘没有刘家血统’，不是诬陷吗？又说‘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这不是和董卓所想所作的一模一样吗？全心为国的忠臣，怎能做出这等事？国君和上天一样，你难道可以拿上天当仇人吗？我一颗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懂别的大道理。” 从此，袁绍与袁术兄弟绝交。
　　尽管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袁绍与韩馥还是自称大将军 (同时出现二位大将军史无前例，很可能是韩馥称大将军，袁绍仍称车骑将军)，以便让自己主持废立之事合法化，随后派使者去见刘虞，请他即皇帝位。刘虞坚决不答应，还说宁可去投奔匈奴，此事于是暂且搁置。不过，公孙瓒等人后来屡次以此事批评刘虞，说明刘虞未必真的不想当皇帝，只是看支持自己即位的人不多，暂时还没有胆量而已。随后，刘虞派从事田畴等人前往长安，向献帝宣誓效忠，并请朝廷东归，希望借此洗刷自己的谋逆之名。田畴、公孙瓒等人都表示反对，田畴又劝刘虞先取公孙瓒，以求巩固自身势力范围，而不是与董卓集团搞好关系，刘虞却不听。
　　在反对袁绍、韩馥拥立刘虞为帝的人物中，据说还有曹操。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袁绍曾经获得一枚玉印，给曹操看，曹操表面上笑，心中反感。此事非常可能是真的，而且此玉印大概就是济阴人王定献上的那枚“虞为天子”玉印。王沈的《魏书》则说，曹操此时当场发言，公然反对袁绍的计划。不过，按照这部史书的说法，曹魏的全体君臣都是圣人，曹操更是战无不胜，算无遗策，永远英明，永远正义，永远忠于汉室。这样的史书并非完全不能信，但总得提防它歪曲事实。实际上，凡是早年的曹操及其部属发表的支持汉献帝的言论，无不出自王沈的《魏书》。显然，这部著作的主要宗旨，就是把曹操描述成一向尊奉汉献帝的忠臣。因为只有如此，曹丕代汉才能被解释成正当的行为，而曹魏也不至于被贬低成篡位而来的伪朝。袁绍厌恶与董卓关系亲密的献帝，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魏书》中的曹操就必须与袁绍脱离原本的附属关系。
　　事实应当是，曹操当时刚刚带领千余名散兵游勇抵达河内，看到袁绍要另立皇帝，只感到有些吃惊，并无实力和意愿公开反对。袁绍此时也并不重视这个屡战屡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曹操，甚至把新来的周昂置于曹操的地位之上。曹操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只是到后来才自我解释说“恶之”。需要注意的是，直至公元195年为止，曹操从未干过任何对献帝有利的事情。董卓从入京开始，直到袁绍、曹操出奔之间，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之外，根本没办过什么大事，至多不过是指使吕布杀丁原而已。如果不是名为帮少帝复辟，实为帮袁绍打江山的话，曹操又为什么要和袁绍同时出逃呢？难道是为了给丁原报仇吗？假如当时曹操对汉朝的忠诚度胜过他对袁绍的忠诚度，并相信献帝的确是灵帝聪明睿智的亲生儿子，能成为比少帝更好的皇帝，那就理应支持董卓，而不是反对他。
　　袁绍、韩馥计划拥立刘虞为帝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洛阳的董卓耳中。为了拉拢刘虞，他在四月加封后者为太傅，但袁绍等人没有允许诏书抵达刘虞的手中。随后，董卓又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大臣东行。多种史料都说这些大臣的出使目标是袁绍，这恐怕不可能，因为董卓此时刚杀了袁家50余口人，袁绍岂肯和解？更可能是董卓试图借袁绍拥立刘虞，诸侯意见不统一之际，予以分化瓦解。但袁绍、袁术对此早有准备，使者一进联军势力范围，便纷纷被抓起来杀掉。只有韩融因为本是党人，和袁绍早有交情，所以幸免于难，带着族人跑到家乡颖川郡的密西山中避难。胡母班是王匡的妹夫，王匡受袁绍令，杀胡母班祭旗衅鼓，也为自己留下了隐患。
　　除了外交方案之外，董卓也使用分封的方法对抗袁绍。徐荣在汴水大破诸侯联军以后，升任中郎将，备受董卓信任，于是向董卓推荐自己的同乡、原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便拜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命他联合东北边境的各个民族，以便袭击袁绍的大后方幽州和冀州。公孙度取得刘虞的许可，经幽州抵达辽东郡之后，立即屠杀了当地支持袁家的百余家豪强，随即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北联鲜卑，又乘青州刺史焦和去世之机，南越渤海攻取青州的东莱等县，实力迅速膨胀。公孙度于是自称辽东侯、平州牧，改设辽东郡为平州，分置辽西、中辽二郡，又划山东半岛的东北部为营州，拜部下为刺史，郊祀天地，行为僭越，以至于称辽东王。从此，公孙家族便开始了他们在东北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直至公元238年才被司马懿所灭。
　　经过4个月的消耗，酸枣诸军终于吃完了全部军粮，于是一哄而散。而在袁绍的默许下，刘岱杀害了为组织这次联军立下大功的桥瑁，又派部下王肱继任了桥瑁的东郡太守。对于东郡的重要战略地位，前文已有叙述。一年后，这里将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战场。
　

迷茫之鹰

　　五月，因为在迁都时染病，司空荀爽在长安去世。因为内战的原因，荀爽的遗体不能返回故乡颍川，只得暂时就地安葬。
　　袁绍见献帝西迁，而董卓军主力忙于在洛阳抢夺民财，似乎准备撤退，便派河内太守王匡及从事韩浩为先锋，挺进洛阳对岸的河阳津，试图强行渡河。董卓率军在黄河南岸布阵，摆出要阻止王匡渡河的态势。而在夜间秘密派精兵从小平津渡河，从背后发起突袭，大破王匡军，几乎将其全歼。王匡狼狈逃回，袁绍无奈，只得派他到泰山老家重新募兵。韩浩的舅舅、河阴令杜阳被董卓军生擒，董卓想要以此迫使韩浩投降，韩浩坚定地拒绝。袁术听说此事，便表韩浩为骑都尉，将他从袁绍处拉拢过来。由此，袁术与袁绍两兄弟的关系更趋恶化。
　　因为战事升级，军费紧张，董卓一方面命吕布等人发掘陵墓，抢夺民财，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秦朝和两汉沿用4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小钱，以便节约用铜量。即便这样，国库中的铜仍然不足，董卓又将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铜钟、铜马等大件青铜器全部熔化，用以铸钱。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突然暴增，而商品总量却不断萎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子可以卖到数万钱，百姓纷纷放弃了金属货币，改而以物易物。
　　公元191年二月，董卓见徐荣、公孙度诸将连战连捷，自以为功德盖世，便指示献帝拜他为汉朝历史上空前的要职“上公”太师，比刘虞的太傅更高一级。此前，只有王莽曾按照《周礼》的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员“上公”，以太师王舜为百官之首。董卓当了太师，还不满足，又要仿效姜子牙和管仲，称“尚父”。幕僚蔡邕劝他应当耐心，等到消灭东方的敌人之后再加尊号，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
　　蔡邕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董卓虽然已经打败了诸侯的东路军和北路军，但还有南路军需要对付。随着袁术、孙坚的荆州、豫州军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191年春，豫州刺史孙坚离开袁术在鲁阳的冬营，与部下颍川太守李竁、副将程普、祖茂、朱治等人率军北上，抵达梁县阳人聚(今河南省汝阳县东北)。董卓闻讯，便派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华雄为都督，率军经大谷关南下迎战。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汉末英雄记》说是5千，《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则说是数万。以可信度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以吹捧孙坚为主旨，而《汉末英雄记》叙事持论似更公允一些。不过，当时孙坚军多达数万，胡轸身为大督护，又辅以吕布、华雄等名将，只带5千兵有些太少，也许是步兵数万，骑兵5千。
　　胡轸虽然受董卓信任，但性格急躁，与属下的关系搞得很差。他看到军队纪律很差，便叫嚷要杀军官，吕布听了不喜。按照董卓事先制定的战术计划，他们首先抵达阳人聚西南的广成县，打算从后方包抄孙坚。当时天色已晚，部队都饿着肚子，而吕布等将领坚持要突袭。胡轸无奈，只得连夜进军，结果因为过于疲劳，攻城不下，大溃而还。次日，胡轸军在广成休整完毕后再次攻城，但孙坚已有准备，他们无功而还。 而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坚本在鲁阳城东门外，送长史公仇称去豫州调遣军粮，董卓军突然出现，孙坚镇定自若，带着部下徐徐入城，董军不敢攻城。这两件事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发生地点不同。
　　虽然击退了胡轸军的围攻，但孙坚看到敌众较多，阳人聚难以守住，又打算去与应当归自己统帅的原孔伷部下豫州军会师，于是放弃阳人聚东进。董卓早已料到了孙坚的行军路线，于是派徐荣、李蒙的东路军向西南挺进，在梁县东截击孙坚，将他打得大败，生擒颍川太守李竁，用开水活活煮死。孙坚军士卒被俘后，都被用涂有猪油的布裹起来，倒立于地，然后从脚开始，慢慢烧死。孙坚、程普、祖茂、朱治等数十骑溃围而出，徐荣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孙坚经常戴一种叫“赤罽帻”的红色头巾，十分醒目，此时为了逃跑，便脱下赤罽帻，让祖茂戴上。徐荣的骑兵都去追赶祖茂，孙坚于是得以逃往颍川郡。
　　在与公仇称的豫州军会合之后，孙坚军势复振，于是挥师西进，与胡轸军大战于阳人聚，临阵斩杀都督华雄等将，胡轸、吕布等人狼狈逃回洛阳。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江表传》记载，这场空前的胜利令孙坚声名鹊起，许多人因而在袁术面前说他的坏话，也许是董卓指使的。袁术对孙坚产生怀疑，便不给孙坚军粮，孙坚为此专程从阳人聚跑到鲁阳去向袁术解释。袁术明白了实情，感到惭愧，这才重新发给孙坚军粮。这一记载并不合理，更不公正，因为孙坚当时任豫州刺史，有一州的粮草可以调遣，而袁术只有南阳郡，南阳以南都是刘表的地盘，刘表又为董卓截袁术军粮道。更何况，自从孙坚袭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南阳百姓便对孙坚恨之入骨，早就有过冲突，怎肯为他缴纳和运输粮草。孙坚军粮不足是事实，但主要责任绝对不在袁术。
　　实际上，当时孙坚能够倚靠的唯一盟友，也只有袁术了。自从袁术因为拥立刘虞之事与袁绍绝交之后，袁绍便恨乌及屋，此时居然乘孙坚与董卓战得难分难解之际，委任曹操的军师周昂为豫州刺史，命他南下去夺孙坚的豫州，全不顾及孙坚讨董卓，也是在为自己报仇。此前，曹操与周昂一起从扬州到河内来，这次很可能也会同行。多数史籍都有意对曹操从公元190年冬到公元191年秋这一年的行动避而不谈，但按照其中比较客观公正的《魏略》记载，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曹操曾经遭到袁术部下的围攻，被迫跑到朋友秦邵家中避难。秦邵自称是曹操，于是被袁术的士兵杀死，而真正的曹操却乘机逃走。后来，曹操为了报恩，收秦邵之子秦真为养子，也就是诸葛亮后来的宿敌曹真。 这件事极可能就发生在公元191年，它证明曹操与周昂当时受袁绍指使，一同南下攻豫州，因此与袁术、孙坚和公孙越发生冲突。后来的战局对袁绍军不利，周昂仅能自保，曹操更是全军覆没，自己也几乎被袁术军杀死，所以曹魏的史书对此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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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因为在迁都时染病，司空荀爽在长安去世。因为内战的原因，荀爽的遗体不能返回故乡颍川，只得暂时就地安葬。
　　袁绍见献帝西迁，而董卓军主力忙于在洛阳抢夺民财，似乎准备撤退，便派河内太守王匡及从事韩浩为先锋，挺进洛阳对岸的河阳津，试图强行渡河。董卓率军在黄河南岸布阵，摆出要阻止王匡渡河的态势。而在夜间秘密派精兵从小平津渡河，从背后发起突袭，大破王匡军，几乎将其全歼。王匡狼狈逃回，袁绍无奈，只得派他到泰山老家重新募兵。韩浩的舅舅、河阴令杜阳被董卓军生擒，董卓想要以此迫使韩浩投降，韩浩坚定地拒绝。袁术听说此事，便表韩浩为骑都尉，将他从袁绍处拉拢过来。由此，袁术与袁绍两兄弟的关系更趋恶化。
　　因为战事升级，军费紧张，董卓一方面命吕布等人发掘陵墓，抢夺民财，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秦朝和两汉沿用4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小钱，以便节约用铜量。即便这样，国库中的铜仍然不足，董卓又将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铜钟、铜马等大件青铜器全部熔化，用以铸钱。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突然暴增，而商品总量却不断萎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子可以卖到数万钱，百姓纷纷放弃了金属货币，改而以物易物。
　　公元191年二月，董卓见徐荣、公孙度诸将连战连捷，自以为功德盖世，便指示献帝拜他为汉朝历史上空前的要职“上公”太师，比刘虞的太傅更高一级。此前，只有王莽曾按照《周礼》的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员“上公”，以太师王舜为百官之首。董卓当了太师，还不满足，又要仿效姜子牙和管仲，称“尚父”。幕僚蔡邕劝他应当耐心，等到消灭东方的敌人之后再加尊号，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
　　蔡邕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董卓虽然已经打败了诸侯的东路军和北路军，但还有南路军需要对付。随着袁术、孙坚的荆州、豫州军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191年春，豫州刺史孙坚离开袁术在鲁阳的冬营，与部下颍川太守李竁、副将程普、祖茂、朱治等人率军北上，抵达梁县阳人聚(今河南省汝阳县东北)。董卓闻讯，便派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华雄为都督，率军经大谷关南下迎战。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汉末英雄记》说是5千，《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则说是数万。以可信度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以吹捧孙坚为主旨，而《汉末英雄记》叙事持论似更公允一些。不过，当时孙坚军多达数万，胡轸身为大督护，又辅以吕布、华雄等名将，只带5千兵有些太少，也许是步兵数万，骑兵5千。
　　胡轸虽然受董卓信任，但性格急躁，与属下的关系搞得很差。他看到军队纪律很差，便叫嚷要杀军官，吕布听了不喜。按照董卓事先制定的战术计划，他们首先抵达阳人聚西南的广成县，打算从后方包抄孙坚。当时天色已晚，部队都饿着肚子，而吕布等将领坚持要突袭。胡轸无奈，只得连夜进军，结果因为过于疲劳，攻城不下，大溃而还。次日，胡轸军在广成休整完毕后再次攻城，但孙坚已有准备，他们无功而还。 而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坚本在鲁阳城东门外，送长史公仇称去豫州调遣军粮，董卓军突然出现，孙坚镇定自若，带着部下徐徐入城，董军不敢攻城。这两件事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发生地点不同。
　　虽然击退了胡轸军的围攻，但孙坚看到敌众较多，阳人聚难以守住，又打算去与应当归自己统帅的原孔伷部下豫州军会师，于是放弃阳人聚东进。董卓早已料到了孙坚的行军路线，于是派徐荣、李蒙的东路军向西南挺进，在梁县东截击孙坚，将他打得大败，生擒颍川太守李竁，用开水活活煮死。孙坚军士卒被俘后，都被用涂有猪油的布裹起来，倒立于地，然后从脚开始，慢慢烧死。孙坚、程普、祖茂、朱治等数十骑溃围而出，徐荣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孙坚经常戴一种叫“赤罽帻”的红色头巾，十分醒目，此时为了逃跑，便脱下赤罽帻，让祖茂戴上。徐荣的骑兵都去追赶祖茂，孙坚于是得以逃往颍川郡。
　　在与公仇称的豫州军会合之后，孙坚军势复振，于是挥师西进，与胡轸军大战于阳人聚，临阵斩杀都督华雄等将，胡轸、吕布等人狼狈逃回洛阳。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江表传》记载，这场空前的胜利令孙坚声名鹊起，许多人因而在袁术面前说他的坏话，也许是董卓指使的。袁术对孙坚产生怀疑，便不给孙坚军粮，孙坚为此专程从阳人聚跑到鲁阳去向袁术解释。袁术明白了实情，感到惭愧，这才重新发给孙坚军粮。这一记载并不合理，更不公正，因为孙坚当时任豫州刺史，有一州的粮草可以调遣，而袁术只有南阳郡，南阳以南都是刘表的地盘，刘表又为董卓截袁术军粮道。更何况，自从孙坚袭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南阳百姓便对孙坚恨之入骨，早就有过冲突，怎肯为他缴纳和运输粮草。孙坚军粮不足是事实，但主要责任绝对不在袁术。
　　实际上，当时孙坚能够倚靠的唯一盟友，也只有袁术了。自从袁术因为拥立刘虞之事与袁绍绝交之后，袁绍便恨乌及屋，此时居然乘孙坚与董卓战得难分难解之际，委任曹操的军师周昂为豫州刺史，命他南下去夺孙坚的豫州，全不顾及孙坚讨董卓，也是在为自己报仇。此前，曹操与周昂一起从扬州到河内来，这次很可能也会同行。多数史籍都有意对曹操从公元190年冬到公元191年秋这一年的行动避而不谈，但按照其中比较客观公正的《魏略》记载，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曹操曾经遭到袁术部下的围攻，被迫跑到朋友秦邵家中避难。秦邵自称是曹操，于是被袁术的士兵杀死，而真正的曹操却乘机逃走。后来，曹操为了报恩，收秦邵之子秦真为养子，也就是诸葛亮后来的宿敌曹真。 这件事极可能就发生在公元191年，它证明曹操与周昂当时受袁绍指使，一同南下攻豫州，因此与袁术、孙坚和公孙越发生冲突。后来的战局对袁绍军不利，周昂仅能自保，曹操更是全军覆没，自己也几乎被袁术军杀死，所以曹魏的史书对此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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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袁绍这一丧尽天良的阴谋，孙坚浑然不知，而是继续向洛阳进军。听说胡轸战败，董卓大惊，派李傕去向孙坚求和，又提出两家和亲。孙坚赶走李傕，长驱直入，一举攻陷洛阳南90里的军事要地大谷关。董卓孤注一掷，亲自出马，与孙坚在洛阳城南的几座皇陵间大战，结果又遭惨败，只得退到西北方的渑池，留吕布驻守洛阳。孙坚根本不把吕布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迅速向洛阳发动进攻，突入宣阳城门，吕布落荒而逃。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向长安撤退，命董越、段煨、牛辅等部将断后。孙坚高奏凯歌进入残破的洛阳城，扫除宗庙，平整诸陵，又意外地在水井里发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随后，他又挥师西进，追击董卓，势如破竹地攻陷函谷关等天险，战胜董卓的后卫部队，推进到渑池。这时，从后方突然传来袁绍派周昂袭取豫州的消息，孙坚且惊且怒，哭着叹息说：“同举义兵，以救社稷。逆贼就要被消灭了，盟友间却作出如此事，我还能和谁同心协力呢？” 只得放弃大好战局，向东撤退。董卓于是发起反击，重新占领洛阳，并派中郎将牛辅与河南尹朱儁镇守该地。
　　综合各种史籍的记载可知，《三国演义》中有关诸侯联军讨董卓的章节几乎全部不符合史实，尤其是袁绍、孙坚、吕布、刘备、关羽、张飞在此期间的表现。讨伐董卓时，袁绍身在河内，一直没去黄河以南，酸枣诸军对曹操西征的支持不力，跟袁绍完全没有关系。联军之中，真正打败过董卓军的将领只有孙坚，杀死华雄、战胜吕布、攻入洛阳，全都是孙坚的功劳。“关羽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情节全属文学创造。吕布当时并未和刘备、关羽、张飞在战场上交手过，东汉时期也根本就没有设虎牢关。刘备、关羽、张飞虽然曾参加过讨董卓联军，却被董卓打败，只好去幽州投奔公孙瓒，公孙瓒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表刘备为别部司马。
　　实际上，刘备在公元190～191年之间的行为很值得研究。他本与老师卢植同在洛阳，卢植因为废立之事得罪董卓，辞官去幽州时，刘备不曾同行，后来却与曹操到沛国去募兵。这说明，刘备、关羽、张飞和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是同时离开洛阳的。当曹操、卫兹、鲍信、鲍韬在已吾县会师时，刘备必定在场。当这些人西征董卓，被徐荣在汴水击败时，刘备、关羽、张飞应当也随军。汴水战役之后，刘备等人跑到河北，但并没有像曹操一样，去河内投奔袁绍，而是到幽州投奔公孙瓒，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当时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关系还很和睦，二人都与刘岱和亲，而且公孙瓒已经响应袁绍的号召，南下讨董卓了，只是尚未抵达前线。但在一年之后，公孙瓒便与袁绍反目成仇，刘备从此便陷入一种非常动荡的生活，这恐怕是他决定去幽州时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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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兄弟反目——袁绍与袁术的扩张与决裂(公元191年)
　　
　　“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
　　 ——贾诩《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公元191年四月，董卓抵达长安城。他高兴地看到，皇甫嵩在边章、韩遂的压力之下，率领3万精兵来投奔自己。在洛阳时，董卓听说皇甫嵩已经放弃武装，便派人将他逮捕。但在皇甫嵩之子皇甫坚寿的恳求下，董卓宽恕了皇甫嵩，拜他为议郎，又升任御史中丞。董卓进入长安城门时，皇甫嵩带头在其车下跪拜，令董卓万分得意。
　　到了长安之后，董卓见孙坚已经撤退，和袁绍麾下的周昂发生激烈冲突，东方联军已经彻底分裂，便又骄横起来。他抛弃了以往重用名士党人的人事政策，大肆封赏亲友，拜弟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连尚未成年的子、女、孙、侄都封为侯爵、命妇，与梁冀简直如出一辙。在董卓的授意下，献帝又娶董承之女为贵人，称董承为舅。
　　董承与汉献帝、董卓两人之间的关系很耐人寻味。按裴松之所说，董承是汉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也是董卓的亲戚。又按裴松之引《献帝起居注》的记载，董卓“外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董旻是董卓的弟弟，董璜是董卓的侄子，而董承夹在两者之间，所以肯定是董卓2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如果董承和董璜一样，都是董卓的侄子，那么董卓就是董太后的亲兄弟了。无论怎样，董卓和董太后之间的亲缘关系都很近，绝不止史书上说的“同族”那么简单。
　　在获得郿侯的爵位以后，董卓便开始在封地郿县筑造大型坞堡，据说其城墙和长安城一样高。公元191年郿坞完工，董卓在里面屯积了足够吃30年的粮食，说：“事成，我便雄据天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老此生”，号称“万岁坞”。这类记载肯定有些夸张。首先，以当时的储存条件，粮食在仓库里放30年后恐怕没法再吃；其次，这些粮食足够多少人吃30年，也没有说明。如果只够董卓一个人吃30年，那肯定不能算多。如果足够董卓的10万部下(这是个保守数字)吃30年，以汉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月至少1.2石口粮数推算， 至少需要4320万石米，合约7000万石(210万吨)粟，总体积达70亿汉升，合约15亿公升或1.5立方公里。假设郿坞的面积和洛阳城一样大，也就是约9.5平方公里，如果把这么多粮食铺满全城，将会高达158米，相当于汉代正常城墙高度的十多倍。所以，这样的记载缺乏实际意义。董卓在郿坞疯狂敛财是事实，但现实条件决定了他无法在里面囤积太多粮食，这只是人们出于对董卓的不满和粮价暴涨的愤慨而编造出来的传言。
　　与董卓在郿坞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同时，袁绍却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艰苦、最危险、也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一年以来，他的所有计划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败：曹操、鲍信、刘备和王匡等将领相继战败，拥立刘虞不成，联盟分崩离析，而敌视自己的袁术和孙坚反而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节节胜利，势力迅速膨胀，袁绍自己局促在河内，进退维谷。韩馥不供给足够的军粮，又派都督从事赵浮、程奂率弩兵万人屯驻河阳，名为助袁绍讨董卓，实则处处监视和阻挠。所以，当孙坚攻入洛阳之时，袁绍无法挥师渡河，与其争夺胜利成果和名声。于是，袁绍对董卓、袁术的仇恨，便转移到了孙坚和韩馥身上。
　　天无绝人之路。在获得曹操、周昂军的增援之后，袁绍在公元191年初又相继获得了2个好消息：一，倚靠部将虎牙都尉刘勋的努力，张杨和自称南单于的匈奴王子于夫罗投靠袁绍，屯驻在漳水；二，韩馥的大将麴义发动叛变，并且击败了韩馥派来的讨伐军。袁绍与麴义一拍即合，于是将他收为部将。
　　作为袁绍麾下最重要的将领，麴义的生平不太清楚，只有他的古怪姓氏可以透露一些信息。麴家本姓鞠，祖居青州平原郡。东汉时，尚书令鞠谭之子鞠閟到西平郡避难，从此定居在凉州，并很快成为当地豪强。 凉州百姓为此编了民谣说：“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西晋末年，雍州刺史麹允雄据西北，拥立愍帝，后被匈奴主刘聪包围在长安，晋愍帝出降，麹允自杀，西晋灭亡。此后，麹家在西北的势力仍然强大，后魏时，麹嘉自立为高昌王。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征服高昌，擒高昌王麹智盛。盛唐之后，麹家便逐渐衰落了。麴义“久在凉州”，应当算是凉州人。平原郡虽属青州，但因为地处河北，所以风俗更接近于冀州。因此，麴义也可以算是半个冀州人，跟随韩馥并不奇怪。因为和凉州有关系，所以麴义“晓习羌斗，兵皆骁锐”，其部队比普通的冀州军要精锐得多。
　　收编了麴义、张杨、于夫罗三路人马之后，袁绍部队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后勤问题也日益突出，无法再在河内郡长期驻扎，于是准备撤退回勃海郡休整，又打算夺取韩馥的冀州。因为韩馥的部下刘子惠曾劝韩馥起兵讨董卓，袁绍便指使刘岱给刘子惠写信说：“董卓无道，遭到天下人共同讨伐，死在旦夕，已经不足为忧。但在董卓死后，我军应当回师讨韩文节。老韩手握强兵，不肯讨贼，专办坏事，岂能放过？”但这封信落到了韩馥手里，韩馥据此认定刘子惠与袁绍、刘岱等人合谋暗害自己，决定将他处死。别驾从事耿武等人纷纷为刘子惠求情，甚至要求与他同死，韩馥这才饶了刘子惠一命，但还是罚作打扫卫生的奴隶。
　　这时，逢纪向袁绍建议说：“将军要办这么大的事，不占据一个州，无以自立。冀州的经济强大，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而韩馥只是个庸才。我们可以秘密邀请公孙瓒带兵南下，韩馥听说以后肯定害怕。我们便派辩士给他讲道理，韩馥一定会把冀州让给您。”袁绍大喜，立即给公孙瓒写信，许诺与之瓜分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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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夏初，公孙瓒得到袁绍的信，便快速进军，突入冀州北部，明里扬言讨伐董卓，却私下放话要夺取冀州。韩馥闻报，只得挥师北上，在安平郡(今河北省安平县)与公孙瓒军相遇。公孙瓒与数十名善射的马弓手皆乘白马，分为2个小队，布置在全军的两翼，包抄敌军的侧后方，左翼向右射，右翼向左射，来去如飞，所向无前，自号“白马义从”。韩馥的部下多为步兵，在平原上根本不是公孙瓒幽州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韩馥带着残兵败将逃回邺城，内外交困，无可奈何。
　　七月，袁绍听说公孙瓒在安平战胜了韩馥，便派外甥高干和谋士荀谌、张超、郭图到邺城，对韩馥说：“公孙瓒在安平之战后乘胜南下，诸郡纷纷响应。袁车骑现在又引军东进，意向也不清楚。我们都为将军感到担忧啊。”
　　韩馥说：“确实如此。请教各位，我现在怎么办才好？”
　　荀谌等人说：“您估计，论宽仁亲民，被天下人爱戴，您与袁车骑相比如何？”
　　韩馥说：“不如啊。”
　　荀谌等人说：“临危决断，智勇过于常人，您与袁车骑相比如何？”
　　韩馥说：“不如啊。”
　　荀谌等人说：“祖上世代布恩，天下家家都受过恩惠，您与袁车骑相比又如何？”
　　韩馥说：“也不如啊。”
　　荀谌等人说：“将军您这三样都不如袁车骑，地位却久处其上。袁车骑一世英杰，必定不会甘心长期当将军的下属。他的勃海虽说是个郡，其实不比某些州差。公孙瓒提燕、代骑兵南下，其锋不可当，您自己也领教过了。冀州是天下最富庶的一块宝地，这两位英雄现在都想得到它。如果遭到他们合力围攻，您的危亡将会难以挽回。在这两者之间，袁车骑本是将军的老朋友，现在也是盟友，公孙瓒则非亲非故。现在最好的办法，莫如把冀州牧的官职让给袁车骑，他一定会感激将军，公孙瓒也没法再来争夺了。这样，将军不仅获得了让贤的高名，也获得了泰山一样稳固的安全保障。”
　　韩馥本性怯懦，安平之战又把他吓得志丧胆破，觉得荀谌等人的话很有道理，便满口答应下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骑都尉沮授听说后，都劝韩馥说：“冀州虽然不算特别富强，但也有百万之众，粮食足够吃十年。袁绍孤立无援，全靠我们供给的粮草才能存活，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旦断了他的奶水，立即就会饿死，干嘛把全州送给他？”
　　这时，赵浮、程奂听说韩馥要把冀州让给袁绍，赶忙从孟津坐船顺流东下，在朝歌清水口追上了东进的袁绍军，在夜间大张旗鼓过袁营，袁绍听了十分担心。二人到了邺城，对韩馥说：“袁本初的人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粮草了，正在土崩瓦解呢。张杨、于扶罗这些新附的部队又各怀异心，不肯为他卖命，将军何须担忧？请派我等出城迎战，十天之内，为将军消灭他！”
　　韩馥回答：“我本是袁氏故吏，全靠袁家的恩惠才有今天，而且我的才能确实不如本初。让贤是古人崇尚的美事啊，各位没有必要执意反对吧？”于是离开刺史府，搬到前中常侍赵忠的宅邸居住，派儿子到黎阳的袁军大营，把冀州牧印绶送给袁绍。
　　袁绍得到冀州牧印绶后，立即向邺城进军。魏郡人审配、巨鹿人田丰、河内人朱汉与韩馥有隙，都主动投奔袁绍。沮授、李历等韩馥的千余名属下见袁绍到了，无不争先恐后地出迎，只有耿武和闵纯持刀站在刺史府前，阻拦袁绍的队伍。袁绍命令田丰杀死耿武和闵纯，这才得以进入刺史府。
　　一得到冀州，袁绍意欲代汉自立的野心便又膨胀起来。现在他自命侯爵，称孤道寡，委任官职不再称“表”，而是“承制诏拜”，也就是“代表皇帝任命”的意思。韩馥便被这样为“承制诏拜”为杂号的奋威将军，麾下却没有一兵一将，完全丧失了所有权力。韩馥过去的别驾沮授因为得到袁绍的信任，却被任命为更高级别的奋武将军，监护韩馥等诸将。袁绍又以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朱汉为都官从事，韩馥更是如芒在背，坐卧不宁。不久，朱汉揣测袁绍想要杀掉韩馥，便擅自发兵围韩馥府，打断了韩馥长子的双脚，韩馥逃到楼上。袁绍听说之后，觉得韩馥之死会败坏自己的名声，于是处决了朱汉。但韩馥内心仍然不安，于是找个机会离开袁绍，到陈留郡去投奔张邈。
　　随着地位的巩固，袁绍性格中的劣根性也日渐暴露出来。虎牙都尉刘勋最早辅佐袁绍在河北起兵，后来又令张杨归降，颇立功勋，而袁绍此时为了某些未知的原因，将其处死。为了给部队筹措军需，袁绍在冀州大肆压榨世族乡绅，原上谷太守高焉、原甘陵相姚贡等富豪都因捐助钱财不多，被拷打致死。而依附袁绍的审配等家族则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打击异己，以至于藏匿罪犯，袁绍却视若罔闻。
　　不难看出，袁绍取冀州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成为后来刘备取益州的蓝本。刘备似袁绍，韩馥似刘璋，逢纪似庞统，马超似公孙瓒，审配似法正，刘巴似沮授。袁绍能得冀州，有外援公孙瓒的一半功劳；刘备能得益州，也有外援马超的一半功劳。刘备入成都之后，对法正言听计从，任其胡作非为，就连诸葛亮也明知不对，而无法阻止，这和袁绍宽容审配一样，是为了奖励支持自己的地方势力。只是袁绍后来继续扩张，极盛时可谓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而刘备在得益州之后却少有作为，虽然抢到了汉中盆地，但当地百姓却全部投奔曹魏，关羽又大意失荆州，发展轨迹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