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读——三国身世之谜

迷茫之鹰

　　第三节 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XX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XX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XX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XX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XX，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XX，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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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XX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XX，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XX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 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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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XX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 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
　　 窦穆
　　 ↙ ↘
　　 窦勋 窦嘉
　　 ↙ ↘ ↓
　　 窦宪 汉章帝皇后 窦奉
　　 ↓
　　 窦武
　　 ↙ ↓ ↓ ↘
　　 窦绍 窦机 窦恪 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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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 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 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 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 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 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迷茫之鹰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 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 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 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萛，袁绍之母身为女奴，袁家当时又正处于事业的低谷，她的葬礼怎能有陈萛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XX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袁绍却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动把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长到了72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袁绍服六年之丧期间，东汉帝国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党人之后，汉桓帝满脑子想的都是与羌人的最后决战。几年来，“凉州三明”虽然都屡战屡胜，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而以招抚为主，都不肯痛下杀手。只有段颎血气方刚，能够坚决执行桓帝的剿羌战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凉州三明”回京，皇甫规、段颎先到，张奂因为还在与东羌僵持，不能及时返回。桓帝于是单独给段颎下诏，与他商讨作战方案，拨调兵马钱粮，以便尽快出征。岂料出师未捷君先死，长使将军泪满襟！
　　 窦武之女窦妙虽然立为皇后，但因为是陈蕃撮合的包办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宠爱。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为贵人，严重威胁到了窦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废看来已经指日可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窦武、陈蕃等人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国历史上生前公开挨骂最多、被骂得也最狠的君主——汉桓帝暴崩于洛阳宫中，享年36虚岁。
　　桓帝并非没有生育能力，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他共有三个女儿：刘华、刘坚、刘修，其中长女安长公主刘华嫁给辅国将军伏完，他们生下的长女又与汉献帝结婚，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但无论如何，在桓帝死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来。桓帝的遗体还停在前殿时，窦皇后就杀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贵人处死，多亏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这才救下她们的命。窦武父子也没闲着，跑到宫中选美，挑了许多宫女带回家里享受，还顺便拿走许多宫内财宝，几天之内就成了暴发户。
　　据《后汉纪•灵帝纪》，窦武共有5子2女，其中3个儿子知名：窦绍、窦机、窦恪。《后汉书•窦何列传》则说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窦靖。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其他几人在史书上都一笔带过，可以不论；窦绍却是窦武的左膀右臂，又与袁绍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无论采信哪一种记载，窦武自己都不是没有儿子，但桓帝每次封赏窦家，窦绍都仅次于窦武受封，而窦武的哥哥却不在其列。这些情况说明两件事：窦武把窦绍看作自己的儿子；窦武如果有哥哥的话，也早就死了。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窦绍是窦武的亲生儿子，但在窦武的长兄去世后，被追认过继给他，故而起名为“绍”；窦武还有窦机等几个儿子，但对窦绍的感情却最深，窦绍的能力也比窦武的其他几个儿子强。这可能是因为窦武年长，更可能是因为，窦绍作为窦武哥哥的宗法继承人，需要从小独立照管许多事情。很多中外历史名人都是早年丧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担，所以显得特别早熟，综合能力大大强于有父母长期照料的孩子。袁绍和窦绍的情况更为特别：他们的亲生父亲还健在，时刻可以提供帮助；自己又有孤儿的身份，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从人性上讲，窦武和袁逢喜爱窦绍和袁绍，甚于自己其他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司徒胡广辅政。为了能够长期执政，他们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刘氏宗室中寻找一个少儿当皇帝，最后选择了年纪最小的候选者——解犊亭侯刘苌与董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宏。

迷茫之鹰

　　第三章 浮出水面：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两次党锢之祸，袁家安然无恙，唯独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遭到禁锢。袁家的官场鬼才们闪转腾挪，迅速转为外朝领袖，开始了黑白两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节 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窦家为了自己，违背宗法，拥立灵帝，因而非常忌惮了解宫中秘事的宦官。党人们为了报党锢之仇，稀里糊涂的上了窦家的贼船，准备联手消灭宦官。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袁家这次总算没有站错队，还顺带把皇亲董卓收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不得不继续窝在家里“守丧”。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刚刚年满12虚岁的刘宏在窦武、陈蕃、胡广等人的拥戴下，在洛阳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
　　小时候，灵帝经常听人说，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美丽的宫女成千上万，因此特别羡慕。到了洛阳之后，他才发现，宫廷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洛阳宫中不仅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美女，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几间，仓库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桓帝在位时期，宫殿经常失火，但因为国家经济紧张，一直没有大兴土木，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里凑合着住。段颎西征时军费不足，桓帝带头出钱，再加上窦武父子的提前搜刮，当然不可能给灵帝留下多少积蓄。宫里的美女不是被窦太后处死，就是被窦武父子带回家享用，也所剩无几。灵帝见了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称赞桓帝的节俭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于是和一些宦官合计，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金库，准备大规模兴建和装修皇宫。
　　二月，段颎在逢义山(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大破东羌，残敌散入山谷之中，看来已经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洛阳的中朝与外朝两党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窦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灵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会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拥立新君时更加激烈的冲突。了解宫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窦武对这一群体颇为忌惮，想将他们消灭掉。太傅陈蕃也正想为党人报仇，于是与窦武联合推荐著名党人王暢为司空，杜密为太仆，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李膺为长乐少府，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栾巴为议郎，控制洛阳周边的军政大权，准备逐步消灭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审李云案，虽然为之说情，仍为士大夫所不容。后来，他又与中常侍苏康阻止窦太后杀绝桓帝九贵人，所以特别为窦家仇恨。陈蕃、窦武顺利地杀掉了管霸和苏康后，便向窦太后商议，要一举铲除宦官。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反问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坏。你们杀光宦官，将来上朝时，难道让我这个女人抛头露面吗？”
　　的确，就大规模屠杀宦官这件事来说，对帝国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对宦官的屠杀，结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当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处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伦诸省不战而降，印度、中亚等地也宣布独立，大流士三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仍旧一败涂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国亡。在中国，秦王子婴刺杀大宦官赵高，40余日之后，秦国便灭亡了；朱温欲篡唐位，先杀宦官700余人，5年后灭唐；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此后天下大乱，过了17年，明朝就宣告灭亡。东汉的例子更加典型：几代外戚谋划屠杀宦官失败后，袁绍、袁术兄弟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此后汉朝便如同行尸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够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腾出手来对付群雄，与宫中缺失宦官有很大关系。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击，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便难以再正常运转。古今中外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的，但没有一次中兴成功；也无一不是想独掌朝政、进而谋求皇位的，窦武与此后的何进，以及袁绍、袁术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会各界对窦、袁屠杀宦官行动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拥护，实际上却在敲汉朝的丧钟。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节、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窦武的计划，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诬告窦武等人谋反，逼迫各尚书、黄门作诏，宣布逮捕陈蕃、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都拒绝作诏，王甫拔剑斩杀山冰，又将尹勋等人关入牢房，并释放被窦武监禁的宦官郑砯，命他去逮捕陈蕃、窦武。窦武闻讯，骑马跑到步兵校尉窦绍营中，与窦绍射杀郑砯等人，召集北军五校部队，准备入宫消灭宦官。
　　此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司马董卓等凉州悍将刚刚凯旋回京。宦官们于是请汉灵帝下诏，命凉州军随车骑将军周靖共讨窦武。王甫自率千余名禁卫军出朱雀门，正逢陈蕃带了几十名官吏和太学生提刀冲入宫来，要与宦官拼命。王甫便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到宫外与窦武、窦绍军对阵。清晨，王甫与窦武对骂，窦武渐渐理屈词穷，其部下陆续倒向王甫。正在此时，周靖、张奂、董卓的大军赶到，北军五校将士见势不妙，全部投降，窦武、窦绍在绝望中自杀。陈蕃、窦武两人的男性亲友或被处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窦太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云台，其地位被灵帝的生母董贵人取代。李膺、杜密、刘瑜、栾巴等人因为与陈蕃、窦武关系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职或降职。栾巴上书鸣冤，结果再次被关入死牢。这一次，栾巴不再指望有地震来拯救自己，便与尹勋等人在狱中自杀了。
　　陈蕃、窦武、栾巴、尹勋等人的死讯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郭泰对朋友长叹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郭泰的这段话中两度引用孔子编订的《诗经》，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充分表现了儒家教育对汉代知识分子人生的巨大影响力。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在此指陈蕃等名士之死将导致汉朝的衰亡；“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出自《诗经•小雅•正月》，在此指改朝换代。和“逐鹿中原”里的鹿一样，乌鸦也指国家政权。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作诗《短歌行》，大概突然想起郭泰，便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改写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细细品味，曹操的这句诗似乎说明，他预感自己的军队在南方难以立足，所以打算挥师撤退，到北方的大树上去找可以落脚的枝桠了。
　　其实，郭泰已经自问自答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的问题。“瞻乌爰止”中的“爰”，汉朝时与“袁”字通假，西汉名臣袁盎在《史记》里写作“袁盎”，而在《汉书》里就写作“爰盎”，后来黄忠也称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绍为“爰中郎” 。郭泰说“瞻乌爰止”，明明在暗示听众，未来的国家政权将属于袁家。正因为那只乌鸦将会落在袁家屋上，所以在袁绍后来的大本营邺城，将会修建起“铜雀台”，台顶上的那只铜雀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只乌鸦，也就是曹操所谓的“乌鹊”。无论是对于袁绍，还是对于曹操或其他人来说，这只神圣的乌鸦都象征着国家政权。
　　政变成功后，阉党论功行赏，拜曹节、王甫、朱瑀等十余名宦官及张奂为侯爵，又封张奂为少府，后来又加封为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而董卓则被封为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屯驻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那里当时是东汉帝国西部边陲的最前哨，重要性不言而喻。
　　董卓的早年生平也充满了谜团。《三国志》说他是“六郡良家子”，《汉末英雄记》也说他是官宦子弟，而《后汉书•列女传》则说他是“羌胡之种”。大概这些记载之间都不矛盾，董卓确为羌族，或是有羌族血统的混血儿，所以他年轻时与羌族豪帅来往密切，后来又能得到羌族和其他西北游牧民族的支持。但董卓的家族早已归附汉朝，很早就到内地做官，这也完全有可能。在董卓之前，汉朝与匈奴长年交战，所以匈奴人在汉朝为官的就很多。
　　随着汉羌战争的白热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为中郎将张奂的部将。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凉州刺史成就首先发现了董卓，后来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颎的推荐，于是成为司徒袁隗的幕僚。这个记载肯定有误，因为按照《后汉纪》和《后汉书•段颎传》，段颎在公元161～163年之间担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则是在公元173年，当时段颎已经升任司隶校尉。段颎与袁家关系特好，又向来敌视张奂，而董卓与张奂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段颎向袁隗推荐董卓，完全有可能，但这要推迟到段颎担任司隶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后。袁绍后来召董卓入京，应当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赖的考虑。
　　汉朝选拔官员实现辟举制，被辟举者称辟举者为老师，执弟子礼，自称“门生”，事奉老师像事奉父母一样，这一习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举时期还保留着。汉代的所谓“故吏”，也就是老下级，同样有对老上司尽忠的义务。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后，袁家成员都特别重视结交朋友，有求必应，乐于举荐人才，因此在官场中“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敌人甚少，而朋友极多。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载有张纮为孙策撰写的一封致袁术信，里面说袁家“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董卓能在袁隗这样的三公身边工作，对他日后的仕途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门生故吏，后来却居然挟天子以害师尊，虽然成败不同，但都遗臭万年，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在给司徒袁隗当幕僚之前，董卓历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戊己校尉归凉州刺史领导，而汉灵帝前期的凉州刺史孟佗，即三国风云人物孟达之父，和董卓一样，也是被阉党提拔的。当年孟佗为了当官，打算结交大宦官张让，但张家门口每天等候张让接见的马车常有上千辆，往往得排好几天的队，才能得到张让的一次赏脸。孟佗不想排队，便和张让的家奴结好，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后来孟佗到张家来，家奴们当街对他下拜，带着他加塞，第一个进了张家。排队等候的人们见状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就这样，孟佗在一天之内弄到了许多珍宝，于是挑了几件特别珍稀的，下次来拜访的时候转送给张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并高昌之前，中国并不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葡萄酒都要从西方进口。而在梁冀、袁汤丢失西域之后，丝绸之路被隔断，葡萄酒在东汉帝国内从此绝迹，连张让都从来没有见过。张让本来就是个酒鬼，他的儿子——太医令张奉更以经常发酒疯闻名。 饮过葡萄酒后，张让大喜，于是表孟佗为凉州刺史，帮他向西域采购葡萄酒。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发兵3万讨伐疏勒国，结果大败而归。从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问了。　　

迷茫之鹰

　　除了张奂、董卓、孟佗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员得到升迁之外，司徒胡广也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朝廷百官之首。
　　这位胡广可谓是官场上的不倒翁，据《后汉书》统计，他“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因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长政务，所以早在当小吏时，法正的父亲法真便曾称他“有公卿之量”， 洛阳民谣也赞许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他前后共经历过大小政变十余次，毕生6起5落，但在野从未超过一年。像胡广这样谁都不得罪，谁上台都支持，谁执政都起用的官员，也许只有五代时期的冯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汤父子等官场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广与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学生蔡邕。蔡邕后来正是被王允处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则正是袁汤的子孙。胡广的故吏王允与胡广的门生蔡邕的决裂，证明了胡广根本没有明确、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他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 也可以当半个世纪的和事老，但却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后，“天下中庸”梦想的彻底破灭。
　　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 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 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XX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经济困难，无力治丧。于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位九卿一起凑钱帮崔家办丧事，大鸿胪袁隗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就在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九卿，骤然重新显贵起来。此事还说明，袁氏兄弟与杨赐、段颎二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杨赐的杨家，是东汉末年唯一可与袁家相提并论的公族。杨赐的祖父杨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杨赐的父亲杨秉官至太尉，杨赐本人是汉灵帝的老师，后来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杨赐之子杨彪也把三公作了一个遍，算是另一个“四世三公”门第。但是，若论首次担任三公的时间，杨氏四世可都比相应的袁氏四世晚几十年：杨震晚于袁安，杨秉晚于袁敞，杨赐晚于袁汤，杨彪晚于袁隗。若论势力和财富，杨家更远远不如袁家。袁、杨两家人的关系相当不错，杨秉曾与袁逢联合查办侯览、侯参兄弟贪污案，杨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儿，生下儿子杨修。因此，杨赐与袁逢是儿女亲家，而杨修就是袁逢之子袁基、袁术的外甥，其实也是袁绍的外甥。后来隋皇室自称是杨震的后裔，这和唐皇室自称是李广的后裔一样不可信，但足以说明，南北朝、隋唐时期，杨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相当高，值得皇室攀附。
　　公元170年春，段颎凯旋回到洛阳。汉灵帝命大鸿胪袁隗到西周旧都镐城去劳师，拜段颎为侍中，封新丰县侯，属民一万户。大鸿胪一职主管外交和封赏，所以袁隗此行合情合理，但也能看出，朝廷用心良苦，给足了袁、段两家面子。次年，段颎升任少府，所以崔萛去世的时间一定是公元171年。
　　公元171年正月初一，汉灵帝为了庆祝自己的15虚岁生日，宣布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赦。也就是说，只要是党人，就仍旧不许做官。尽管如此，党人袁绍还是在这一年停止服丧，随即来到了首都洛阳。既然无法立即重新步入宦海，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 Last edited by 迷茫之鹰 on 2009-8-8 at 10:48 ]

迷茫之鹰

　　第二节 金钱的力量：倒向宦官的军官群体
　　为了打击讨厌的士人，汉灵帝下令刊刻熹平石经，规范太学教材，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防止党人们拉帮结派。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这回再次显示了惊人的智慧，收获司徒高位。在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袁家反而完成了四世三公的伟业，开始了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
　　
　　 在袁绍回到洛阳定居的次年，也就是公元172年，东汉政坛上的众多风云人物像是要为后生才俊让出施展才华的空间那样，接连告别了人世：三月，“官场不倒翁”太傅胡广病故，太傅掾王允主持葬礼，蔡邕作长篇碑铭； 五月，第二次党锢运动的主谋侯览因罪自杀。
　　六月，窦太后在软禁中神秘地死去，随后在朱雀阙的墙上出现一篇标语，指责“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导致天下大乱。灵帝和曹节、王甫等宦官责成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此文作者，结果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抓到主犯。灵帝大怒，将刘猛革职查办，改拜御史中丞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受宠若惊，立即以征讨羌人同样的干劲，积极地四处抓人，前后共逮捕了千余名嫌疑犯，其中大多数都是太学生。三个月后，段颎又按照曹节、王甫、袁赦的指示，处死反对王甫的郑飒、董腾等宦官，并以谋反罪逮捕了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及其妃宋氏，迫使他们自杀。
　　刘悝案给阉党带来了官运，12人因而封侯。不过，它与朱雀阙标语案加在一起，又令士大夫们对段颎恨之入骨。
　　身为一代名将，段颎为何要阿附宦官呢？这是由东汉帝国军政制度决定的。同为镇抚西北边疆的将领，张奂、孟佗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绝非偶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行军用兵之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后勤。段颎等人每次出兵，都要向朝廷呈递细致的军费预算。由于东汉后期经济不景气，将领们总是面对着军费不足的困扰，导致士兵的数量、装备和士气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保证。当时，中朝势力强大，掌握着帝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将领如果与中朝的宦官关系不融洽，后勤便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此外，中朝还主导着人事部门，将领的个人前途与此息息相关，滕抚和段颎两人截然相反的仕途就是明证。因此，东汉后期的军队，无论是京师的禁卫军，还是外地的边防军，都相当畏惮宦官，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
　　随着老朋友段颎的得势，袁家的再度辉煌也已指日可待。公元172年十二月，汉灵帝下诏，封大鸿胪袁隗为司徒，袁氏家族空前的“四世三公”官场伟业终于大功告成。至于袁隗留下来的大鸿胪之位，则被灵帝赐给了曹操的父亲曹嵩。
　　既然已经当了三公，袁隗自然要开府，而开府就需要招聘幕僚。段颎如果曾经向袁隗推荐董卓为幕僚的话，必定是在这个时候。袁隗肯定不会想到，作为朋友段颎的门生和他本人的故吏，这位“董师爷”心中全无知遇之恩，反而将会置自己全家老小于死地。
　　袁隗出任司徒3个月之后，他的的老朋友杨赐也升任司空；又过了3个月，司隶校尉段颎又升任太尉。至此，当年一起为崔萛办丧事的袁隗、杨赐、段颎三个好朋友同时担任三公，真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半年之后，杨赐和段颎相继因病辞职，但袁隗的司徒位子还是坐得很稳。
　　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少帝。汉灵帝的宋皇后生性嫉妒，灵帝害怕她会害死刘辩，就派宦官把这个幼儿带出宫去，以弃婴的名义寄养在一个姓史的道士家里，称为“史侯”。为了表彰何贵人，灵帝封她的哥哥何进为郎中，又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这再次触怒了宋皇后，灵帝只得把何进外放为颍川太守。
　　公元174年，“凉州三明”中最年长的皇甫规病逝，西北边疆也随之重新动荡起来。
　　汉羌百年战争结束以后，鲜卑便成了东汉帝国最大的敌人。桓帝初年，鲜卑王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鲜卑帝国。在北匈奴瓦解的90年后，东汉帝国重新有了一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它的政策捉摸不定，而且热衷于侵略。自公元156年起，檀石槐就不断入长城劫掠，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桓帝主动提出和亲，而檀石槐竟然傲慢地拒绝了。党锢运动开始后，张俭等党人相继投奔檀石槐，为其参谋军事，鲜卑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灵帝初年，鲜卑军无岁不入塞，杀略汉朝兵民不可胜数。
　　公元174年冬，鲜卑军又攻入凉州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军迎战，取得了一场罕见的大捷，因功升为为护乌桓校尉。夏育本是段颎的副将，汉羌战争结束后，他与另一位副将田晏都得到了升迁。休著屠各，又称休著、休屠各或屠各，来源比较复杂。东汉时所谓的“屠各”，西汉时译作“屠耆”，隋唐时译作“突厥”，今称“土耳其”或“土库”，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 匈奴又有一部落叫“休著”，原是月氏人，定居于河西走廊，汉武帝时被霍去病征服，后仍居故地，即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自从北匈奴衰落之后，大批屠各人陆续以战俘或内附民的身份入居河西走廊，与休著人杂居，形成了“休著屠各”这个特殊的民族，后来便成为凉州“秦胡”或“羌胡”军的主要兵源。东汉、三国、两晋史料在提到“休著屠各”时，指的往往是这些北匈奴人；而在提到“匈奴”时，指的则是南匈奴人。后来，休著屠各与袁绍父子的关系时敌时友，令他们非常头疼。
　　鲜卑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消息传来，汉灵帝便转移注意力，关心起学术教育来了。灵帝本人酷爱文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以题目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推论，肯定都是食古不化的废话。公元175年三月，他命令自己的老师——光禄大夫杨赐、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谏议大夫马日磾、太史令单飏、议郎蔡邕等大儒考证历来争论极多的《六经》，也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的文字，审定后用古文、篆、隶三种书法写就，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至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仍能看到残碑。
　　除《乐记》之外，《六经》中的五经都是太学里的主要教材，所以汉灵帝刊立熹平石经，目的就是对考试内容加以规范化。因此，对于渴望通过太学捷径做官的人来说，尽早熟悉熹平石经的内容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石经刚刚开始刊立之时，欣赏及摹写者便蜂拥而至，每日到太学门口看蔡邕写经的观众多达数千，聚集的马车也有上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可能就有袁绍、袁术和曹操的身影。　　

迷茫之鹰

　　袁绍和袁术，特别是袁术，一向与主持修熹平石经的光禄大夫杨赐过从甚密。前文中已经提到，这位杨赐不仅是袁逢、袁隗兄弟的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杨彪还是袁逢的女婿。杨彪在公元225年去世时84虚岁，所以他生于公元142年，比袁绍大4岁，比袁术大5岁以上，与袁逢的女儿应当早已结婚。不过他们的儿子杨修此时是否已经出生，还值得怀疑，因为杨修是曹植的好友，而杨彪比曹植年长50岁。无论怎样，既然是亲家主持的文化大典，袁氏家族的成员自然不能错过捧场的机会。再说，老相识蔡邕的书法总是值得一看。
　　和袁绍一样，曹操年轻时也上过太学。 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公元174年满20虚岁时出任郎官，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举孝廉”，说明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至少没进入前10名，因此只能借助乃父曹嵩的人际关系被推荐当官。不过，曹操又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明古学”，所以他大概是偏科生。从曹操留下来的诗文看，他毫无疑问熟悉《诗经》，但很少像多数东汉学者那样引用其余“五经”；曹操酷爱《孙子兵法》，却极少谈及《左传》，也说明他的《春秋》没有学好。
　　曹操与袁绍、袁术兄弟很早便相识，古籍中也有不少相关的零散记载。关于这三人的早年关系，以及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活动情况，将放到下一节专门讨论。
　　大约与刻立熹平石经同时，灵帝政权为了抑制党人，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对官员的选拔提出三种禁忌：本州人不得当本州刺史，本郡人不得当本郡太守；儿女亲家不得到对方的故乡当官；两州人士不得同时到对方的州里当刺史。以袁家为例：袁家是豫州汝南郡人，所以不得当豫州刺史或汝南太守；袁隗是马融的女婿，所以马家人也不得到汝南当官；如果有荆州人当豫州刺史，那么袁家人又不得当荆州刺史。正因为有《三互法》，袁绍、袁术和曹操后来都不曾在其故乡豫州为官，孙坚、孙策、孙权都不曾在吴郡为官，刘备也不曾在幽州为官。当时，袁隗任司徒，袁逢任太仆，袁滂任光禄勋，所以袁家对《三互法》的颁行应当起过作用。
　　按照袁宏《后汉纪》的记载，袁滂字公熙，祖籍陈国扶乐县(今河南省常营镇)，是袁绍的族兄袁闳之孙，所以在辈份上算是袁绍、袁术兄弟的族孙，但年龄却比袁绍还大。当年袁闳与袁逢、袁隗兄弟不和，因而离开汝南郡，搬到约50公里以北的陈国扶乐县定居，袁氏家族由此一分为二。袁滂的儿子袁涣曾与袁术关系密切，其后裔历仕魏晋、南北二朝，直至隋唐不衰，是唐初名相房玄龄的效仿对象，比袁绍的后裔风光多了。袁宏身为袁滂的七世孙，所言应当无误。
　　平心而论，《三互法》确实有利于肃清吏治，防止官员以权谋私。但是，这也导致官员对地方上的情况不熟悉，办事不认真，还加大了人事部门的工作难度，幽、冀二州就出现了“久缺不补”的怪现象。蔡邕看到这种情况，便在修完熹平石经后上疏反对《三互法》，但是没有效果。
　　看到朝廷大员们靠着刻碑、立法就可以轻松地扬名立万，地方上的文臣武将们自然也难耐寂寞。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护羌校尉田晏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幽州兵出塞讨伐鲜卑，声称在“一冬二春”之间，必能生擒檀石槐，澄清漠北。大臣纷纷反对，夏育、田晏便通过老上司段颎向中常侍王甫说情，灵帝听信王甫之言，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准备北伐。蔡邕连忙上表反对说：
　　“自从匈奴分裂，南部投诚，北部西逃以后，鲜卑强盛起来，占据匈奴故地，雄兵十万，日益强横。加以关塞不严，走私成风，中国的上好金属和武器全出口给了鲜卑，有些无耻的汉人又逃过边界，为他们制订侵略计划。如今，鲜卑兵利马疾，实力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匈奴。段颎一代良将，骁勇善战，平定区区西羌还花了十余年。夏育、田晏本为段颎副手，军事才能未必在段颎之上，鲜卑的兵马又明显强于西羌。现在他们却夸口说什么‘两年内征服鲜卑’，将来一旦形成僵持局面，势必又要征发天下兵马增援，没完没了。现在，官兵连郡县盗贼还消灭不了，怎么可能征服这些野蛮人？先帝建造长城，目的就是让我们防守反击，而不是轻敌冒进，请陛下以史为鉴。”
　　灵帝读了蔡邕的建议，却并不采纳，因为他迫切希望超过自己的前任桓帝。有一次，灵帝问杨赐的侄子杨奇：“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道：“陛下的才德和桓帝完全相当，就像尧和舜一样啊！”弄得灵帝非常尴尬。登燕然山，封狼居胥，称霸东亚，是汉代大多数年轻皇帝的愿望。但一国之君不怕无能，最怕眼高手低。灵帝肯定不会预知，自己将会得到“灵”这样的恶谥。
　　公元177年八月，汉灵帝派破鲜卑中郎将田晏、护乌桓校尉夏育、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匈奴单于联兵北伐，各率一万骑兵和若干步兵， 合围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分头迎战，汉军大败，南单于阵亡，田晏、夏育、臧旻三人各率数十名骑兵逃回。灵帝闻报，既生气又惭愧，只好把这三员将领下狱问罪，又将太尉刘宽革职，聊以塞责。
　　现在轮到鲜卑人反击了，东至辽西，西至酒泉，“缘边莫不被毒。”所幸不久后檀石槐病死，鲜卑帝国随之分裂，直到北魏时期才统一。正因为如此，汉末和三国才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次较少异民族因素参予的内战。不然的话，五胡乱华、中原板荡，恐怕就无需再等到永嘉之变了。
　　综上所述，公元172～177年的熹平年间，既是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又是袁家四世三公、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奇怪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却都对袁绍此时在洛阳的活动缄口不言。他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正史又要隐瞒些什么呢？　

迷茫之鹰

　　第三节 本初俱乐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诞生
　　27岁回到洛阳的袁绍具有“完美”道德、高等学历、杰出才干、庞大财产和不幸的仕途，一言以蔽之：圣人！新圣人袁绍一到洛阳，便赢得了大批崇拜者，让在其门前扫马粪当燃料卖的人都发了财。
　　袁绍很会来事，折节下士，给足了这些穷酸面子，背后却在不懈地推进着一个惊人的计划。一个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为宗旨的“黑白两道通吃”的非法组织——“本初俱乐部”诞生了。可堪“鹰犬之才”的曹操有幸成为第一批成员。
　　
　　
　　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时，袁绍已经27虚岁了。此时的他具有多重身份：三公之侄、太学毕业生、清廉的前濮阳县令、被禁锢的党人、死刑犯李膺的女婿、全社会公认的孝子、两个儿子的父亲、一家之主、亿万富翁。完美的道德、杰出的才干、庞大的财产、不幸的仕途，一言以蔽之：圣人。不要说别人，即便是27虚岁时的孔子也没有27虚岁时的袁绍这么高的名誉，更没有他这么多的财富。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新圣人袁绍一到洛阳，便赢得了大批崇拜者。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等候着袁绍的接见，聚集在他门前的车辆比在张让家门前的还多，甚至连扫马粪当燃料卖的人都发了财。

　　至于袁绍对待来宾的态度，史籍中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三国志》说袁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汉末英雄记》说袁绍“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后汉书》说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应被优先考虑，袁绍对所有宾客都非常友善，热心帮助有求于自己的人，态度也非常谦虚。不过，《汉末英雄记》说他“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也未必没有道理，因为来找袁绍的人显然太多，他实在见不过来，只得以名取士。“海内知名”的人士可以进屋深谈，而一般的来宾就仅能打个招呼，然后托付给管家或亲友接待。
　　为何袁绍会有这么多拜访者呢？他根本不是大臣，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无法像张让那样，随心所欲地封来宾当官。如果他们是想借此讨好司徒袁隗的话，肯定存在更加有效的方式，毕竟袁绍只不过是袁隗的侄子，而袁隗当时至少有三个亲生儿子。
　　要想了解平民袁绍“宾客争赴其庭”的奥秘，就必须从两个问题入手：一，来找袁绍的都是些什么人？二，他们来找袁绍，都想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要研究袁绍在第二次出仕(公元184年)之前，都与哪些人熟识就可以了。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在公元184年前，除了自己的亲戚以外，袁绍与下列人员来往密切：何颙、荀爽、荀彧、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逢纪、伍琼、周毖，还有一个姓吴、字子卿的。以下对这些人物的身份作一简要介绍。
　　把何颙放在与袁绍交好的众多名人之首，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他是袁绍最好的朋友，又特别有活动和组织能力。凡是何颙认识的人，也都是袁绍认识的人，更都是曹操认识的人。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年轻时入洛阳上太学，并在此期间与同学袁绍相识。除了袁绍之外，何颙又是太学生领袖郭泰和贾彪的好友，参加了许多次社会运动，又特别受到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名臣的欣赏，因此被朝廷列入党人黑名单，受到禁锢。此人喜好行侠仗义，助人为乐，曾经因为朋友的缘故，亲手杀过人。何颙虽然和袁绍亲如手足，却从不与袁术来往，惹得袁术大怒，四处说何颙的坏话，甚至叫嚷要杀掉何颙，何颙却依然故我，由此也可见他的社会地位何等重要。
　　荀爽字慈明，颍川颍阴人，是著名党人，前文已有介绍。荀爽的侄子荀彧年轻时便与何颙相识，何颙非常欣赏荀彧，称赞他说：“颍川荀彧，王佐之器。” 后来，何颙与荀彧很可能结为了义兄弟或儿女亲家，所以当何颙死后，荀彧将他的遗体收掩，葬在荀爽的墓旁。荀彧的弟弟荀谌、侄子荀攸及老乡钟繇、辛毗、辛评、郭嘉、郭图、陈群等人都与袁绍、何颙、曹操关系密切。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郭泰的同乡兼好友。此人文武双全，精通典籍，弓马娴熟。郭泰见王允好学不倦，盛赞他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他与何颙、荀攸关系密切，后来共同策划刺杀董卓。
　　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出身官宦人家，是个大地主，以富有和慷慨著称。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太监曹腾的养孙，喜欢飞鹰走狗，任侠放荡。他上过太学，成年后出任郎官，后受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推荐担任洛阳北部尉，主管治安时不避豪强，颇有声名。何颙曾经称赞曹操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张俭的好友，著名党人，“八顾”之一。公元167～183年间遭到通缉，长期隐姓埋名，流亡四方。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喜好行侠仗义，著名党人，“八厨”之一。
　　许攸字子远，南阳人，与何颙同乡。此人是个花花公子，好财如命，易于冲动，因此被袁术斥为“凶淫之人”。但许攸也有个优点：当朋友有难时，他向来义无反顾，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何颙认为，在为朋友排忧解难方面，没有人比得过许攸。许攸的最后一次“排忧解难”，就是帮助身陷绝境的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
　　逢纪字元图，籍贯不详，很早便与袁绍相识，以忠诚可靠闻名。
　　伍琼又名伍孚，字德瑜，汝南人，与袁绍同乡，据说“少有大节”。他喜好行侠仗义，后来亲自刺杀董卓，结果失败遇害。
　　周毖字仲远，武威人或汉阳人， 曾与何颙、许靖、伍琼一起，向董卓推荐韩馥、刘岱、张咨、孔伷、张邈等人为关东封疆大吏，他们随即与袁绍组建联军讨董卓，周毖也因此被董卓处死。
　　吴子卿的情况不详，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名叫什么。但与袁绍有深交的人又都是“海内知名”，不至于被所有的史书忽略。笔者推测，吴子卿应当是何进的部将、袁绍的同事吴匡的亲戚。按照《三国志》与应劭《风俗通》的说法，吴匡祖籍河内，是蜀将吴班之父，也是吴壹的亲戚。何进死后，吴匡曾经与袁绍、袁术兄弟联手诛灭宦官，可见双方关系密切。
　　这样一来，袁绍的朋友圈成分已经不难看出：以上过太学的党人为主体，而且大多喜好行侠仗义。除了曹操之外，当时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朝为官，但几乎都相当富有。
　　袁绍在党锢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结交这样一批朋友，目的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