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读——三国身世之谜

迷茫之鹰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竟然宣扬，汉朝不会万寿无疆、传之无穷，而将被“当涂高”取代，这听上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汉朝人大多相信“五德终始说”，也就是认为：统治天下的朝代不会像秦始皇设想的那样“万世一系”，而是“有德者居之”，并且每个姓只有一次机会君临天下，即《逸周书•太子晋解》中所谓“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朝代应按照“五德”(又称“五行”)的顺序轮换，这里的“德”与个人品德无关，而与此人的姓氏有关。通过对姓氏的研究，可以知道该人的祖先属于哪种“德”或“行”。如果按照“五行”循环顺序，应该轮到此人姓氏所属的“德”或“行”统治中国，那么他就有资格登上皇帝宝座；反之，他便没有资格。这就像申办现代国际体育大赛一样：如果按五大洲轮换的顺序，轮到了亚洲主办，中国才有资格申办。
　　还应指出的是，“德”与“行”合称“德行”，近代国骂中所谓的“瞧你那德行”，出处便在于此。实际上，这话的本意并不是在指责对方的品德不好，而是在指责对方的姓氏。按照“五德终始”理论，各个“德行”轮流坐庄，如果当今所处的时代轮不到这个“德行”来统治，那么该“德行”所属的姓氏成员就得放弃对权力的幻想，低调做人，不许嚣张。
　　有关“五行”及其修正版“三统”理论的详情，将在下文中作进一步介绍。
　　抛开复杂的“三统”、“五行”和“图谶”理论不谈，仅从字面理解，“代汉者当涂高”的意思是：未来取代汉朝的人来自“当涂县”，而且可能姓“高”。汉朝有个当涂县，位于今安徽省蚌埠市西，东汉时属扬州九江郡管辖，涡河在此处汇入淮河。如果我们从当涂县出发，逆涡河向高处走，就会到达曹操的家乡谯县(今安徽省亳县)。所以笔者认为，谯县才是“当涂高”。但在后来，曹魏的大臣们却对这个预言给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解释：“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 所谓“气”，本身就可以随便解释；“当涂”的确有“在路上”的意思；“象魏”也是一种巨大的建筑，而且大多建在道路两侧，但可以做类似解释的事物实在太多，难以服人。
　　“代汉者当涂高”这个预言因为有了光武帝的大力宣扬，很快就风靡东汉帝国。不光是当涂县姓“高”的老百姓，就连整个九江郡，乃至于整个淮河流域上至贵族豪强，下至普通农民的男性居民都深信不疑：我本人，或者我的后代，将会按照图谶的预言，在未来“顺天应人”，取代东汉政权，建立起新的皇朝。其中年轻气盛、急功近利者于是纷纷付诸行动，虽然屡遭惨痛的失败，却仍旧前仆后继。这些可怜人其实本来不会有如此野心，但预言书就是如此害人。袁绍的弟弟袁术，将成为《春秋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马勉、范容、周生等人起兵前10年左右，马融的好友、大学者张衡曾经上书朝廷，痛斥这些预言书都是“虚妄”。张衡详细考证，认定图谶全部成书于“哀、平之际”，显然是由王莽集团编造出来，用以迷惑官民，以达到自己篡位夺权的目的。究其内容，不仅与古籍经典严重冲突，而且还自相矛盾。它们“欺世罔俗”，社会影响极坏，所以“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可惜在当时，朝廷不听，百姓不信。公元139年张衡病逝，从此大汉朝廷上再也无人敢对图谶加以质疑。
　　冯赦的讨伐军刚刚离开洛阳，年仅30虚岁的汉顺帝便一病不起。没过几天，顺帝驾崩，年仅2虚岁的太子刘炳即皇帝位，是为汉冲帝。临朝听政的梁太后无法独断朝纲，于是诏令自己的哥哥——大将军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录尚书事”，也就是组成内阁的核心班子，主管中枢决策。梁冀自知年轻，还缺乏行政经验，所以表面上辞谢“录尚书事”的头衔，暗地里却四处插手干涉。
　　新内阁刚上任，立即就得处理一件迫在眉睫的棘手要事，那就是给刚刚“龙驭上宾”的汉顺帝建皇陵。按照汉朝制度，皇帝即位之后，就应开始为自己修陵。但是汉顺帝没有这样作，也许是因为他自以为能活很久，也许是因为缺钱。无论怎样，汉顺帝驾崩时，他的皇陵连地还没有圈呢。此时天气酷热，顺帝的遗体面临着尚未下葬，就开始腐烂的尴尬处境。满朝文武赶紧张罗着在洛阳周边找风水好的墓址，可是洛阳周边土地有限，风水好的更稀缺，仅有的几块也都被历代帝王们占全了。朝廷大员们忙得焦头烂额，最后总算在洛阳西郊找到一块比较满意的地皮。不过，当地是平民的公墓区，有许多小坟。梁太后和梁冀立即派人扒除那些平民坟墓，然后就地开始皇陵工程的建设。
　　听说自家的祖坟被扒了，洛阳的老百姓个个怨气冲天，而朝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来，冕旒和统絖还真的起了作用。尚书栾巴反复上表为民请愿，梁太后恼羞成怒，将他判处死刑，准备秋后执行。
　　这位栾巴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他曾经被阉割，入皇宫当了一段时间宦官，但后来居然“阳气通畅”，重新变成正常男性，还结婚生子。我们正好借他说明秦汉宦官的情况。
　　在汉景帝阳陵等地出土的汉代宦官俑显示，和被切除整个外生殖器的明清宦官不同，汉朝宦官虽然也是阉人，但只被切除了睾丸，而保留了阴茎。这种“半阉人”因为不能再产生精液，所以丧失了生殖能力，但性欲却不受影响，性能力甚至会变得超乎常人地强。但是，有些人先天患有“隐睾症”，容易被误认为半阉人，因此秦汉时会出现一些“诈腐”的宦官，这种空子在明清时期是根本钻不了的。某些半阉人的睾丸在被切除后，还会再生出来，能够重新“阳气通畅”的栾巴肯定就属于这种情况。半阉人由于有正常的性欲，所以他们也热衷于娶妻妾，这种独特的现象在东汉后期的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
　　与阉人相比，“半阉人”手术的死亡率较低，而且既可以满足女性君主、嫔妃和宫女们的异性恋需要，又可以满足男性君主的同性恋需要。从刘邦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汉皇帝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其男宠常常是宦官。朝廷里的年轻大臣们不甘寂寞，纷纷涂脂抹粉，盼望着能够早日“与上卧起”。外戚们的命运同样如此，就连卫青、霍去病都不能免。汉武帝在位后期宠爱李夫人，李夫人全家兄妹6人就轮流在床上侍侯汉武帝。（参见《史记》的《外戚世家》、《佞幸列传》，《汉书》的《佞幸传》、《外戚传》等）在今人看来，这些“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的事情简直淫秽不可言，不过在汉朝人眼里却十分正常。东汉时期，同性恋风俗更是从宫中蔓延到民间，东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姜肱与他的两个弟弟“常共卧起”，“各娶妻”之后依旧“兄弟相恋，不能别寝”，社会舆论居然对此十分赞赏（《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后来，刘备与其友人“同床眠卧”，世人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些风流韵事看似无关紧要，其实非常值得重视，它直接关系到东汉帝国的种种权力分配和纠葛，极大地提高了宦官和外戚的政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宦官和明清宦官有较大区别，倒是更为接近泰国人妖——事实上，泰国人妖就是从印度宦官演变而来的。
　　把“前太监”栾巴关进死牢以后，在朝廷的大力督促下，汉顺帝的宪陵工程进展异常迅速，8丈高的山陵，20顷的园区，不过半个月就建造完毕。九月丙午日，汉顺帝的遗体正式下葬，不想当日洛阳城就发生了地震。梁太后和梁冀本来就心虚，这下子更加迷信，担心作孽太多造天谴，就下令大赦，释放了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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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但绝少有人能想到，宪陵事件的报应会来得这么快。西方谚语说：离罗马越近，离上帝越远。因为罗马本是天主教廷所在地，而和欧洲其它地区相比，这里的民风蛮横狡诈，治安恶劣，丝毫不像天堂。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离洛阳越近，人民就越不爱戴和敬畏东汉政权。后来蜀汉政权的核心成员如：刘备、诸葛亮、法正、张飞、马超、赵云等人，家乡都在远离洛阳的沿海沿边地区。关羽的故乡河东郡虽然离洛阳不远，但北临南匈奴的保留地，所以也可以算是边区。这种现象反过来说明，在中原人的心目中，汉朝早就不值得他们卖命效忠了。顺帝的葬礼刚过，四方民众居然蜂拥而至，通过地震造成的裂缝冲进宪陵，哄抢陪葬品。可怜汉顺帝刘保还没安息几天，竟然被自己的子民刨出坟墓，金缕玉衣也剥得精光，龙体躺在荒野里，任路人免费参观。呜呼，哀哉！
　　根据大汉法律，敢偷盗皇室物品者一律斩首，敢擅自在皇陵区内动土者更要诛灭三族。可是法不责众。对于东汉帝国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距首都洛阳城仅有15里的宪陵被发掘哄抢，汉顺帝的遗体遭到羞辱，而是如此特大的恶性案件竟然不能破。直到东汉帝国灭亡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因为参予发掘宪陵而遭到惩处。皇威于是乎荡尽，法律于是乎无存。社会治安如此恶劣，执法能力如此低下，这样的政权如果再不灭亡，简直没有天理了。
　　话虽如此，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东汉帝国的阳寿尚有半个多世纪。梁太后和梁冀明白，在百姓把宪陵掀个底朝天之前，亡羊补牢还来得及。为此，他们急需一位忠实能干的官员，负责重修和保护宪陵。但是，中原人看来都不大可靠，没准将来监守自盗会更加彻底。还是边疆人信得过。此人必须武艺超群，能够制服武装盗墓集团；而且还得懂土木工程，能管好施工队。凑巧的是，凉州武威郡正好推荐来一名难得的人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令梁家兄妹喜出望外。
　　
　　这位奇才姓段，名颎，字纪明。公元144年，段颎被“举孝廉”，也就是被武威太守认为既孝顺又廉洁，品德高尚，适合推荐给上级人事部门培养为官员的人。推荐“孝廉”和“秀才”两种人才的制度始于汉武帝，当时地方向朝廷推荐的人才有“贤良”和“方正”两类。东汉时期，“秀才”因为要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所以改称“茂才”，同时又增添了：至孝、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十余项。
　　其实，到了东汉后期，“举孝廉”制度已经与个人品德无关，而蜕变为名门大族帮助其子孙当官的工具。朝廷每年都会给各郡下发今年的“举孝廉”名额，而上级官员的介绍信也会纷至沓来，总是超出名额，令地方官左右为难。汉和帝时期，袁安的继任者、司徒丁鸿规定：人口满20万的郡每年可以举孝廉1名，满40万举2名，满60万举3名，满80万举4名，满100万举5名，满120万举6名，不满20万的小郡每2年举1人；不满10万的小郡每3年举1名，以后便成为常制。茂才、贤良、方正、至孝、敦朴、有道等人才类别的荐举情况应当也与此相似。因为数量有限，所以孝廉名额非常宝贵，经常被地方官用来巴结权贵。刘备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为了讨好袁绍，荐举袁绍的长子袁谭为茂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后来，曹操整顿吏治时，司徒赵温推荐曹丕为茂才，曹操便向汉献帝举报“(赵)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将其革职，以警示天下。
　　段颎能被“举孝廉”，倒不是因为有高官的推荐信。武威郡的居民只有3万余人，是个每3年才能荐举一名孝廉的小郡，孝廉名额自然非常宝贵。段颎小时候喜欢行侠仗义，有时不免胡作非为，后来浪子回头，潜心研究古籍，所以受到武威太守的器重。到了洛阳之后，段颎立即被封为宪陵园丞。他大力肃清宪陵周边的治安，组织陵园整修，工作努力，成果显著，受到上司的一致赞赏。
　　把宪陵的烂摊子推给段颎之后，梁家兄妹吸取了汉顺帝生前不造皇陵，导致去世后十分被动的历史教训，打算给年仅2虚岁的汉冲帝预造新皇陵，但却不敢再圈地了。太尉李固就此提议，在目前“处处寇贼”的情况下修造新皇陵，不光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加以保护。不如在宪陵的陵园内建个小陵，由段颎一并负责施工和保护，这样可以节省大笔拆迁费、军费和施工费，总费用至少能下降三分之一。这个提议得到了梁家兄妹的首肯，大多数官员也都表态支持，于是新官段颎就只好能者多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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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是嫌东汉XX的烦心事还不够多，公元144年，西北和东南战场的败状几乎不停地一封封传向洛阳。先说西北前线与羌人的战况。在此前3年，也就是公元141年，征西将军马贤率十万大军西征，结果遭到惨败，马贤父子三人阵亡。此后羌人更加大胆，竟然深入渭河平原，包围长安，纵火焚烧西汉诸皇陵。各路汉军纷纷败退，只有护羌校尉赵冲能够苦战退敌。不想到了公元144年，赵冲的部下马玄对东汉政权丧失信心，倒向羌人一边。赵冲闻讯，急忙前往讨伐，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马贤与赵冲是汉顺帝末年仅有的两位抗羌名将，3年内相继牺牲，汉军已无力再战。身为大将军的梁冀没有办法，只得花重金“赏赐”羌人部落，暂且买下了几年的和平。
　　在与“当涂高”的信仰者战斗的东南前线，汉军的表现也同样糟糕。九月，在御史中丞冯赦的严令之下，畏敌不进的九江太守丘腾被处死，新任九江太守邓显与扬州刺史尹耀硬着头皮率军进攻，结果被范容诱敌深入，一举全歼，尹耀与邓显都阵亡。马勉军乘胜追击，接连攻下了包括合肥在内的多座重镇，横扫江淮，威震华夏。随着官军的节节败退，民间多以为陈胜、吴广的事情又要重演，洛阳的文武大员们人人自危。
　　偏巧正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小皇帝刘炳突然生了重病，公元145年正月就夭折了。虽然段颎督造的怀陵工程刚刚完工，汉冲帝可以顺利下葬，但梁太后害怕皇帝夭折的消息传到马勉等人耳中，对朝廷不利，又怕各地诸侯王造反，所以打算秘不发丧，先把诸侯王召到洛阳，软禁起来再说。在太尉李固的坚持下，汉冲帝的丧情还是迅速宣布了，但东汉皇位的继承者却悬而未决。

　在汉冲帝刘炳死后，汉安帝的皇室血脉便宣告断绝了。按照中国的传统宗法，汉安帝的祖父汉章帝的长子——千乘王刘伉的后裔应当优先入继皇位。刘伉有2个孙子，即前文中提到的清河王刘延平，以及乐安王刘鸿。此时刘延平已经去世，而刘鸿还活着。这兄弟二人各有一个儿子：刘延平之子刘蒜已经成年，德才兼备，特别受太尉李固的推崇；刘鸿的儿子刘缵年仅8虚岁，也挺聪明。如果严格按照宗法办理，应当优先立刘鸿为帝，刘缵为皇太子；其次的方案就是立刘蒜为帝。
　　在李固和多数大臣的建议下，梁太后召刘蒜至洛阳，打算策立他为皇帝。但就在此时，却有一位宦官来找大将军梁冀，对此事横加阻挠。这人就是曹操名义上的祖父——中常侍曹腾。原来，当年曹腾曾经有事去找刘蒜，刘蒜素来讨厌太监，对曹腾的态度很不礼貌，所以曹腾不愿意看到刘蒜继承皇位。他对梁冀说，立未成年的孩子作皇帝，才是对外戚专权最为有利的，所以应该选择刘鸿的儿子刘缵。曹腾是梁冀的父亲梁商的好朋友，梁冀从小就与曹腾熟识，认为对方的建议很有道理，便上奏梁太后，改立刘缵为帝，史称汉质帝。
　　汉冲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淮南，“当涂高”的信仰者果然群情振奋。不光九江郡，就连周边的庐江郡、广陵郡民众也打着当开国元勋的念头，群起响应。马勉军所到之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莫不望风而降。三月，马勉在占领当涂县之后，自以为已经符合了《春秋谶》“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胜利在望，于是就在当涂县穿黄袍，佩玉印，告祭天地山川，正式宣布：自己就是“当涂高”，现在按照图谶的指示，顺天应人，取代汉朝，称“黄帝”，建年号，封百官。
　　马勉之所以自称“黄帝”，是颇有一番讲究的。对于朝代的“终始”变迁规律，儒家学者提出了两种理论：一个叫“五行”(即“五德”)，另一个叫“三统”。
　　“五行”理论发源于先秦时期，《尚书•洪范》认为世间万事的变化发展都可以用相生相克的“水、火、木、金、土”五行循环来解释，朝代也不例外。“水、火、木、金、土”五行相当于“黑、赤、青、白、黄”五色，又代表着北、南、东、西、中五方位。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就祭祀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合称“五帝”；后来司马迁撰写《史记》，也以《五帝本纪》为首。按照儒家经典《礼记》的记载，夏朝属水德，崇尚黑色；商朝属金德，崇尚白色；而周朝属火德，崇尚赤色。一个朝代崇尚什么颜色，皇帝就应该主穿什么颜色的礼服，例如秦朝崇尚黑色，西汉前期崇尚赤色，汉武帝至王莽崇尚黄色，而东汉又崇尚赤色，所以号称“炎汉”。
　　“五行”的更替顺序历来说法不一，常见的主要有“洪范五行”和“正五行”两种。按照汉朝流行的“正五行”理论，“五行”的更替顺序是：金→木→水→火→土。也就是说，土行应该代替火行，黄色应该代替赤色，所以接替汉朝的朝代应该属土德、崇尚黄色。公元前5年，汉哀帝曾一度迷信预言书《赤精子之谶》，以为“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主动改姓为属土德、崇尚黄色的“陈”，滑稽地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推崇图谶的王莽和东汉XX始终赞成这种“土代火，黄代赤”理论，结果到了东汉后期，以黄色为标志反汉的事例甚多，从马勉自称“黄帝”，到张角的“黄巾”与“黄天当立”，再到曹魏集团称曹姓出自黄帝，陈群、桓阶等人宣扬“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曹丕篡汉后用的首个年号“黄初”，以至于孙权称帝后用的前两个年号“黄武”和“黄龙”，莫不如此。只有刘备坚持说炎汉的国运未绝，所以依旧用火行，崇尚红色。汝南袁氏出自春秋时代的陈国，而陈国是虞舜的后裔，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所以汝南袁家也应崇尚黄色。后来，袁绍和袁术兄弟野心膨胀，意欲代汉自立之时，都曾经宣传过这个典故。二袁与曹操等军阀的政治行动，也经常受五行循环理论的影响。
　　“三统”理论的历史要比“五行”短得多。根据汉朝儒家学者的研究，秦朝崇尚的黑色是夏朝的重复，西汉崇尚的赤色是周朝的重复，因此所谓“五行”应该修正为“黑、白、赤”这“三统”，分别代表天、地、人，象征着“天人合一”，而“三统”之间的关系就是“天人感应”。按照“三统”理论，接替汉朝的朝代应该崇尚黑色，代表天。
　　不言而喻，“三统”与“五行”思想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思想相互交融之后，其产物已经十分接近于宗教，特别是“黑、白、赤”或“天、地、人”这“三统”，与西方宗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世界体系如出一辙，“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东正教的三一理论也极为相似，可谓殊途同归。不难理解，“三统”与“五行”思想会培养出赤眉、黄巾、红巾等奇特的民间组织，它们崇尚的颜色与当朝XX崇尚的颜色截然不同，两者之间的战争不仅是颜色战争，也是思想战争，更是宗教战争。
　　甚至就连东汉帝国的首都洛阳，之所以会在汉代被写成“雒阳”，尔后又被曹丕改回成“洛阳”，也与“五行”和“三统”终始理论有直接的关系。曹丕代汉称帝后，为了将雒阳改名，曾颁布过一篇《改“雒”为“洛”诏》，上面写道：“汉朝属于火行，火忌水，所以汉朝把‘洛’字的水字旁去掉，改为‘雒’。魏朝属于土行，水与土互为阴阳的关系，水在土中流淌，土得水就变得柔软，两者是相配的。所以，从今以后，恢复‘雒’的水字旁，改‘雒阳’为‘洛阳’。”
　　对“五行”和“三统”终始理论及图谶的信奉，导致东汉教育体系产生了严重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它培训出的官员应当相信，汉朝必将灭亡，甚至很快就灭亡；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又应当完全效忠于汉朝。只要刘姓皇室不打算让贤，这个矛盾便是一个无解的死结。东汉帝国靠着宣扬这些理论而兴起，也必然因为这些理论而衰亡。

　　有道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管马勉称什么颜色的“帝”，总归是东汉朝廷无法容忍的。他们宁肯花费重金与羌人议和，也不会对这些“大逆不道”的“盗贼”置之不理。但是，马贤、赵冲诸将都已经战死，段颎又奉旨到关中修缮被羌人破坏的汉景帝阳陵去了，梁太后和梁冀只得责成各级官员寻找良将。三公联名推荐北海人滕抚，梁太后于是拜滕抚为九江都尉，与冯赦联合讨伐。梁太后仍然担心此仗打不赢，又准备让太尉李固亲征。
　　李固尚未出发，捷报便已传来：滕抚乘马勉举办登基典礼，又因屡胜官军，骄傲自满，疏于防备之际发动偷袭，在当涂一举消灭马勉军司令部，斩杀了马勉、范容等暴动领导人，余众纷纷逃散。梁太后闻报大喜，下诏拜滕抚为中郎将，都督扬、徐二州兵马。
　　马勉死后，他的部下华孟收集残兵败将，一度重整旗鼓。华孟总结教训，认为马勉之所以会惨遭失败，主要原因是五行理论已经过时了，应该用三统理论。于是，他改马勉用的“土行”为“水行”，崇尚黑色，自称“黑帝”。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的命运。当年冬季，滕抚斩杀华孟，传首洛阳。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一度聚众十余万，横扫上千里，令东汉统治者闻风丧胆的东南暴动，在滕抚的指挥下，几个月内便被镇压下来。
　　次年，也就是公元146年春天，滕抚率军凯旋回到洛阳。就在半路上，他获得了晋升为左冯翊(司隶校尉的下属，相当于太守)的嘉奖，还听说朝廷已经改年号为“本初”。
　　乍看上去，“本初”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号，代表着事物的开端。类似含义的年号在汉朝还有很多，例如“太初”、“太始”、“本始”、“元始”、“初始”、“元初”，等等。在成功平定了东南暴动之后，东汉帝国在“本初元年”会迎来久违的和平与繁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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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圣人或是魔鬼的诞生：乱哄哄的本初元年
　　大概是被江淮前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梁氏兄妹犯下两个大错：梁冀因为一句“跋扈将军”毒死了汉质帝；梁太后下了一道《学而优则仕诏》，大规模扩招太学。深得孟氏易学真传的袁家迅速抓住了机会。袁汤附和梁冀立了个小皇帝，登上三公宝座。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太学生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干部人才。本初元年乱哄哄地过去了。开始韬光养晦的袁家能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吗？袁绍，这个甫一出生就被换了爹的小家伙，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
　　
　　本初元年是在平静中开始的。随着滕抚军捷报频传，梁太后和梁冀的心情显然都不错，居然关心起官吏后备队伍的建设和教育事业来了。当年四月，梁太后下了一道重要的诏书，可以称之为《学而优则仕诏》，要求各地封疆大吏推荐50岁以上、70岁以下、熟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到太学充任教师；又要求贵族和中高级官吏都送子孙去太学集中上课，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考试两次，成绩好的前10名立即封官，其余成绩及格的太学生也可以等着补缺。虽然当时的具体考试方法已经不得而知，但内容不可能出儒家经典的范畴。
　　东汉太学生至少要研究5种学问，即《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根据版本和研究领域不同，《五经》又分为14门课，即：《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京氏易》、《欧阳尚书》、《严氏春秋》、《颜氏春秋》、《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齐诗》、《鲁诗》、《韩诗》。每门课各由一位高级教师主管，称为“博士”，而这14位博士的领导就是九卿之一的太常，他实际上也是太学的校长。
　　如果学习成绩好，太学生可以升级为所谓的“高才生”，继续研读《古文尚书》、《毛诗》、《春秋谷梁传》和《左氏春秋》。上述这些课程似乎都是选修课，没有必要全学，但至少得精通一门，兼懂数门。
　　汉朝太学的设立始于“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等上奏，请武帝设立博士弟子(太学生)50名，由太常挑选，条件是年满18虚岁、仪表端正的平民。地方官员发现有品学兼优者，应当上奏中央，上级人事部门审查通过，也可以到太常处报到，和博士弟子一起听课。博士弟子每年考试一次，至少要有一门功课及格，否则开除；成绩及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高第”优等生可以当郎中。公孙弘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了。 显然，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出处。从此，西汉XX开始举办对儒家《五经》内容的系统考试，由此选拔后备官吏，这其实也就是后世中国科举制度的最早起源。博士弟子、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人才选拔制度，构成了西汉官员培训体系的核心。
　　东汉初年，选拔人才的制度更加多元化，甚至很多太学生在当官之后，还会被地方官员再次推荐为孝廉、茂才等。但是，选拔与考核太学生的标准基本上没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录取太学生的主要标准居然不是“品学兼优”，而是“仪状端正”，也就是相貌堂堂，有官员的样子。于是，太学生入学考场变成了男模颁奖典礼，并且导致帝国朝廷上充斥着美男子，这显然又迎合了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品味。在这种社会风气和制度影响下，世代容貌俊秀的袁家成员自然会官运亨通，而其貌不扬的曹操等人就容易碰到麻烦。
　　为了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限制官民比例，西汉太学生起初只设50名，极盛时也不过3千。 但在梁氏兄妹的主持下，东汉太学大规模扩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官本位思想盛行的古代中国，一旦出现步入官场的机会，就总会有许多人趋之若骛。听说进太学读书就可以做官，报名的人潮立即汹涌而来，东汉太学的1850间房间很快就被挤得爆满。在梁太后下《学而优则仕诏》之前，东汉太学里原本只有师生千余名；而在此之后，在太学同时就读的太学生竟达3万余名。有些长期考试不及格的太学生宁愿在太学校园里混一辈子，也不愿意走向社会，寻求其它的就业岗位。就这样，原本清静的校园里人声鼎沸，风气变得日益浮躁。
　　与迅速膨胀的学生队伍相比，教师数量却严重不足。多数太学生都是为了当官而来，对学术并无真正的兴趣。于是，博大艰深、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自然就无人理睬，而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即所谓“清谈”)却流行起来。被汉朝崇尚了3百多年的儒者之风，从此远离了扎实认真的优良传统，转而走向衰败。更麻烦的是，大批热衷功名，而且有官宦家族背景的同龄人长期聚集在一起，最终还会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由于帝国XX根本不可能为这么多急于当官的太学生提供令他们满意的就业机会，多数太学生不可避免地会对朝廷渐渐产生不满、乃至于敌对的情绪，这恐怕是梁家兄妹始料未及的。
　　送孩子上太学的社会热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太仆袁汤。在他的三个儿子之中，长子袁成时任左中郎将 (一说是五官中郎将， 也许这两个职务他都当过)，次子袁逢刚刚生下了袁汤的长孙袁基，小儿子袁隗则新婚燕尔。袁逢和袁隗此时大概都未满20虚岁，没有举办成年冠礼，也没有官职，正好送到太学去进修。
　　身为中郎将，袁成已经没有再进太学的必要了。据裴松之《三国志注•董二袁刘传注》引王粲《汉末英雄记》记载，袁成身体壮健，擅长政务，气度不凡，包括大将军梁冀在内，贵戚权豪都争相与他结好。凡是袁成提出的建议，XX没有不采纳的，所以洛阳有民谣说：“事不谐，问文开。”(袁成字文开)
　　虽然事业一帆风顺，身体壮健，而且已经结婚多年，但袁成却没有儿子。可以肯定的是，他有一个亲生女儿，后来嫁给蜀郡太守高躬为妻，生下一子，取名叫高干。
　　袁成在宗法上的唯一男性后裔就是袁绍。因此，高干是袁绍在宗法上的外甥。
　　

迷茫之鹰

　　怪诞的是，作为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两部正史中都有长篇列传的大人物，袁绍的生父居然会难以断定。按照《魏书》和《汉末英雄记》的记载，袁绍是袁成之弟袁逢的庶子，所以是袁基的异母弟，也是袁术的异母兄。《后汉书》把袁绍算作袁成的后裔，而《三国志》则干脆对袁绍的父亲避而不谈。《三国志》又提到，当袁绍与袁术闹翻时，袁术曾经给袁绍的敌人公孙瓒写信，说袁绍根本不是袁家的孩子。这样，袁绍的生父就有了3种可能：袁成之子、袁逢之子、无名氏之子。
　　尽管袁术宣称袁绍不是袁家的孩子，但就连公孙瓒都没有采信这一说法。公元192年，公孙瓒上奏朝廷，罗列袁绍的十条大罪，其中的第九条罪是：“《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此，袁绍的生父大约确是袁逢，而生母则是一个丫鬟(傅婢)。作为女奴的庶出儿子，袁绍不遵守“子以母贵”的春秋大义，反而处处压制嫡出的同父异母弟袁术，所以公孙瓒据此指责他“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这是关于袁绍母亲身世的唯一史料。其实，作为袁绍的死敌，公孙瓒完全能炮制出更加不利于袁绍母亲的言论，但他的指责仅限于此而已，与袁术的言论相比，可信度显然更高。
　　“绍”的意思是继承，按照《逸周书》里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如果袁成没有儿子，完全可以过继弟弟袁逢的儿子为嗣子，这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例如，诸葛亮曾经过继哥哥诸葛谨的次子诸葛乔为嗣子，司马师也过继弟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为嗣子。
　　但是，《汉末英雄记》又记载：“(袁)绍生而父(袁成)死，二公(袁逢和袁隗)爱之。”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正是在本初元年，直属光禄勋，负责宫廷保卫工作的中郎将袁成突然去世。汉朝有所谓“绍封”的宗法规矩，也就是古时特别被推崇的“存亡国，继绝世”， 即在某位贵族已经去世，且不再有直系后裔的情况下，从其晚辈支系亲戚中挑选出一人，追认“过继”为这位贵族的后代，并授予相应的爵位。萧何、曹参，甚至尧、舜的后代都是这样成为侯爵的。所以，袁汤便有可能让袁逢把刚刚出生的庶子“追认”过继给亡兄作嗣子，并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绍”。当时，新生儿袁绍并没有“本初”这个字，那得等到他年满20虚岁后，在成年冠礼上再取。
　　其实，“绍”这个名字在当时并不罕见。就史籍所载，东汉末年有窦绍、梁绍、曹绍、荀绍等人，可惜他们的父亲生平大多不清楚。只有关于窦绍的记载多一些，可以成为袁绍过继子身份的佐证，将在后文中再作介绍。
　　在袁成的葬礼上，襁褓中的小袁绍大哭不止(也许是因为饿了)，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连声赞扬他是个天生的孝子。参加袁成葬礼的，正好有一位当世公认的孝子，他就是年方15虚岁的东汉大文豪蔡邕。蔡邕小时候，母亲重病3年，蔡邕一直在她身边照顾。3年后母亲病危，蔡邕连续70天没睡觉。此时，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声望的蔡邕受袁汤之托，来为袁成撰写碑文，看到袁绍哭得如此响亮，于是便提笔写道：“呱呱孤嗣，含哀长恸”。 这篇墓志铭是目前所见蔡邕最早的一篇文章，从此以后，他便成了为汉朝公卿显贵撰写墓志铭的专业户，而且特别受到袁家青睐，前后为袁家共写了至少6篇碑文，其中多为夸大吹捧之词。例如，袁隗的儿子袁满来死时年仅15虚岁，蔡邕却在碑文中盛赞他“虽冠带之中士，较材考行，无以加焉，允公族之殊异，国家之辅佐……”难怪蔡邕后来会对马融的学生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了。后来，董卓杀害了袁隗全家老小，而蔡邕却一心一意为董卓卖命，终于因此被袁绍的老部下王允处决，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袁绍是否生于本初元年？
　　不幸的是，无论是《后汉书》和《三国志》，还是其它古籍，都没有明确记载袁绍的年龄，只记载了他在公元202年去世，甚至就连袁绍的父亲、叔伯、兄弟、儿女的年龄也都没有记载。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推算出一个袁绍出生年代的大体区间。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元191年，有人对曹操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袁绍有3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可见在公元191年，袁谭和袁熙已经成年，而袁尚还算是少年。按《礼记•曲礼》的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所以汉朝人以男子满20虚岁为成年。因此，在公元191年，袁绍的次子袁熙已满20虚岁，长子袁谭的年龄还要更大，但幼子袁尚还不满20虚岁。也就是说，袁谭应当出生在公元171年之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之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之后。如果以男子16虚岁时当父亲为生理下限的话，那么作为袁谭的父亲，袁绍应当出生于公元155年之前。
　　公元155年正是曹操出生的年份，所以袁绍的年龄肯定比曹操大。按照《三国志•后妃传》的记载，曹操首娶丁氏为妻，后纳卞氏为妾。卞氏生于公元160年，嫁给曹操时20虚岁，所以他们结婚的时间是公元179年，当时曹操已经25虚岁了。卞氏的长子曹丕生于公元187年，公元191年时才5虚岁，他的异母兄曹昂当年也未满20虚岁，所以袁绍才会以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达到20虚岁，已经成年而自豪。以两人的次子相比，袁熙比曹丕大至少15岁。当然，卞氏结婚8年才生子的情况过于特殊，袁绍的妻子生育应当不会如此晚。以两人的第一次结婚时间相比，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曹操娶丁氏在公元178年之前。综合所有这些家族成员年龄的情况看，袁绍应当比曹操大8岁左右。
　　按照《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袁绍与曹操年轻时，经常与张邈、何颙、许攸等人在一起玩乐，后来的宦途也基本上同时展开，说明他们的年龄不可能相差很多。按照《礼记•曲礼》的记载：“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这是符合人性的。因此，袁绍不会比曹操大过10岁，而是只大6～10岁。也就是说，袁绍应当出生于公元145～149年之间。本初元年相当于公元146年，恰好处于这一区间内。
　　如果袁绍生于本初元年，那么他就比曹操大9岁，在25虚岁前首次娶妻，在27虚岁前生袁谭、袁熙两子，在28虚岁后生幼子袁尚，43虚岁时任中军校尉，次年任司隶校尉，45虚岁时组织联军讨董卓，52虚岁时任大将军，55虚岁时发动官渡战役，57虚岁时病逝。
　　综上所述，袁绍被过继给袁成的时候，袁成大概刚刚去世。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正是在袁成去世的本初元年，他所主管的宫廷保卫工作出了大祸。
　　

迷茫之鹰

　　本初元年，汉质帝年仅9虚岁，却显得特别早熟。他见梁冀态度骄横，于是在朝廷上当着群臣的面指责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这就是成语“飞扬跋扈”的来历。梁冀听了大惊，担心汉质帝如此聪慧过人，将来会惩办自己，于是让宫中的人在汉质帝爱吃的煮饼里下药，将他毒死。煮饼是一种类似面条的食品，便于毒药的隐藏和扩散。
　　梁冀这么急着置汉质帝于死地，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东汉皇帝拥有巨大的权力，很难被完全架空，不需要太多经验和智谋，就足以翻云覆雨。汉和帝在发动政变，消灭窦宪集团时，年仅14虚岁。而在梁冀看来，汉质帝的聪明和早熟不亚于汉和帝，他自己的骄横树敌又甚于窦宪，自然有理由担心来日无多。但梁冀并非亲自下手作案之人，按照李固的猜测，御医应当为此负责，其实牵涉其中的宫内人员肯定还有许多。
　　东汉皇帝的人身安全主要由洛阳城内相互制约的3支部队负责保卫，他们的统帅分别是执金吾、光禄勋和卫尉。这样“三权分立”安排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近卫军集中在同一个领袖指挥之下，易于发动政变。执金吾下设执金吾丞、武库令等军官，光禄勋下设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等军官，卫尉下设公车司马令、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左右都候、宫掖门司马等军官。相对而言，光禄勋掌握的近卫军数量较多，活动范围也较大；卫尉掌握的近卫军数量较少，主要负责在宫中站岗；执金吾掌握的近卫军数量最少，主要负责在宫外巡逻。袁成身为中郎将，属光禄勋管辖。
　　本初元年之时，担任光禄勋的是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此人一度违背汉朝“非刘氏不王”的祖训，给自己弄到了王爵“颖王”， 素来与乃兄狼狈为奸，不唯横行市井，欺压百姓，甚至还打击宦官单超、左悺等人，树敌甚多。但在本初元年之后，梁不疑与梁冀的关系却明显恶化。不久之后，梁不疑便神秘地辞职回家，梁冀又派人监视梁不疑的家属，迫害其友人。几年后，梁不疑也死了。这些怪事大概说明，梁冀、梁不疑兄弟在杀害质帝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梁不疑的下属，袁成在本初元年突然去世，很可能与此有关。

　　汉质帝死后的次日，梁冀便召集朝廷百官，讨论策立新君的问题。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理想的人选，那就是即将迎娶自己妹妹的蠡吾侯刘志。当时，刘志因为准备结婚，已经被梁太后招到洛阳，所以可以立即登基。以辈份论，刘志是汉质帝和清河王刘蒜的堂叔，并非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太尉李固等多数内阁官员仍然支持刘蒜，说他的地位和能力比刘志强。梁冀心中恼怒，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多数人的意见。
　　正在此时，一向敌视刘蒜的大太监——曹操的养祖父、中常侍曹腾闻讯，又连夜跑到大将军府游说梁冀。梁冀于是下定决心，次日便到朝廷里大喊大叫，群臣胆怯，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太仆袁汤等人都表态同意拥立刘志。唯独李固和大鸿胪杜乔不从，散会后又给梁冀写信，说刘志没有继承皇位的能力。梁冀更加生气，让梁太后立刻革去李固的太尉职务，诏命司徒胡广改任太尉，司空赵戒改任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升任司空。胡广与赵戒都是平调，只有袁汤是从九卿一跃而为三公，成了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三世。由此可见，在拥立刘志的过程中，袁汤的表现肯定是九卿之中最卖力的一个。
　　几天后，刘志被梁冀迎入宫中，当日便即皇帝位，是为汉桓帝，时年15虚岁。
　　汉桓帝即位之后，立即论“拥立”功，大行赏赐，加封梁冀1万3千户，开大将军府，与三公之府合称“四府”，又封梁冀之子和两个弟弟为万户侯。三公与七名太监跟着受封：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封厨亭侯，司空袁汤封安国亭侯，曹腾封费亭侯。从此，袁家和曹家都步入贵族行列，成了侯爵。这样看来，本初元年升迁幅度最大的两个家族，非袁家和曹家莫属。
　　汉朝侯爵分4等：县侯、乡侯、亭侯和关内侯。其中，县侯获得一个到几个县封地，以及数千至数万户属民，拥有一万户以上属民的最高等县侯叫做“万户侯”，如梁冀；乡侯获得数百至数千户属民，如胡广；亭侯获得数百户属民，如袁汤和曹腾；关内侯没有真正的封地，只是定期从XX领取一些俸禄。这些侯爵都是世袭的，只要汉朝不灭亡，他们的家族成员没有犯法，其子孙就可以永远当贵族，享受从封地里征收的赋税，以及属民们的无偿义务劳动成果。另外，侯爵作为高等贵族，有权力称孤道寡，后来董卓、袁绍、曹操、诸葛亮等权臣都常常自称“孤”，并不是什么僭越的言论，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是侯爵了。
　　官场资源毕竟不是无限的。有人升官，就会有人降职。在东南战场上立下大功的滕抚将军就因为不愿意花钱讨好宦官，丢掉了来之不易的官帽。依照太监的授意，新上任的太尉胡广给滕抚罗织了一些罪名，将他革职查办。没过多久，滕抚便在家中抑郁而死。
　　就这样，本初元年乱哄哄地过去了。在这一年内，袁家的经历可谓是大风大浪，沧海桑田。袁汤丧失了爱子袁成，但收获了三公和侯爵，又加上孙子袁绍的出生，成为本年度仅次于汉桓帝和梁冀的最大赢家。到年底清帐的时候，他一定会喜上眉梢。只是这次阿附梁冀的行动，虽然给袁家带来了高官厚禄，却也败坏了他们历来的好名声，所得能否抵偿所失，此时还难以预料。
　　
　　公元二世纪的中国可谓多灾多难。几十年来，黄河流域的地震一直很活跃。按照汉朝的规矩，一旦发生地震，三公就要辞职。袁绍刚满周岁，公元147年四月，洛阳又发生了地震，导致太尉胡广下台。为了安抚李固派的人，梁太后和梁冀把空出来的太尉职务赏给了大司农杜乔。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汉桓帝终于可以迎娶梁冀的妹妹梁女莹了。和平民的婚礼一样，皇帝娶妻，也得经历3个月的试婚期。梁女莹六月入宫，3个月之后被立为皇后。梁冀想让皇帝多送一些聘礼，遭到太尉杜乔的反对。后来，梁冀的小女儿死了，梁冀令三公九卿都来参加葬礼。袁汤等人都按时前来捧场，只有杜乔不买帐，梁冀十分愤恨。正巧，洛阳在九月又发生地震，于是梁冀以此为由，逼杜乔下台。梁冀觉得还是胡广听话，就让他回来当司空，原司徒赵戒改任太尉，原司空袁汤改任司徒。
　　李固和杜乔可不是下台就算完了，梁冀对他们怀恨已久。正好在十一月出了大案，清河人刘文与南郡人刘鲔打算立清河王刘蒜为帝，结果刘文战死，刘鲔被擒。汉桓帝和梁冀早就想除掉刘蒜这个祸根，于是将他贬为侯爵，流放到桂阳，后者知趣地在途中自杀了。因为刘蒜的缘故，梁冀一直讨厌“清河”之名，正好借此机会，将“清河”改名为“甘陵”。
　　这件谋反大案不可能因刘蒜之死而结束。通过对刘鲔的审理，梁冀知道他是南郡人，就找来袁汤的亲家——南郡太守马融，命他调查刘鲔的底细。马融当时已经是68虚岁的老人，却贪图富贵，遵照梁冀的授意，在调查报告中宣称：刘鲔谋反是受了李固和杜乔的指使。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就连梁冀的幕僚都看不下去。长史吴佑见梁冀正与马融起草控告李固和杜乔的表章，就当面指责马融说：“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如果被杀，卿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梁冀听了又羞又恼，跑进屋里躲起来，而大儒马融居然端坐不动。
　　马融的公诉书递交上去以后，梁冀就立即派人逮捕李固、杜乔，结果导致许多知识分子的抗议。梁太后知道李、杜无辜，下令将他们释放。二人出狱时，洛阳市民都高呼万岁。梁冀见状惊惶，担心李、杜的社会影响力太大，于是再次将他们抓起来，判处死刑。
　　临刑之前，李固给胡广、赵戒写信，指责他们胆怯懦弱，祸国殃民。两人得信之后，只是哭泣而已。三公之中，只有袁汤没有收到李固的信，可见李固认为，袁汤的道德层次比胡广和赵戒还低，不止是懦弱，而是压根就没有良心，不值得他浪费笔墨。
　　继李固之后，杜乔和李固的2个儿子也死在狱中，4人一同暴尸于洛阳城北。洛阳城内此后流行这样一首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明明是在讽刺胡广、赵戒、袁汤这“三公”。与直接动手扒皇陵相比，这样的童谣听上去虽不那么恶劣，却同样反映了民间势力对皇权与XX的公然质疑和反抗。这股来自社会上的怨气将会越积越深，并且渐渐传入太学，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生运动。

　　汉桓帝即位以后，封自己原来的老师、冀州清河人周福为尚书。当时，清河人房植任河南尹，因为是李固的朋友，社会名气比周福大。这两个同乡一个支持清河王刘蒜和李固，一个支持汉桓帝和梁冀，相互不买帐。支持房植的人创作歌谣嘲讽周福，双方的宾客因此相互争吵，事情很快扩大，太学生和清河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因此分成南北两部。XX支持周福派，而民间团体则支持房植派，双方的对抗不断升级，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历史名词：党人。
　　在繁体字里，“党”字由“尚”和“黑”构成，指今人所谓的“结党营私”，在古代是一个标准的贬义字。造成“党人”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层对政权的争夺。东汉后期，民间组织的发达，下层民众的政治觉醒，以及XX对社会舆论的宽容和畏惧，都是空前的。与其它人群不同，知识分子对于XX的抨击通常采取非暴力的高谈阔论方式，后世品评人物的风尚由此开始。汉桓帝在位初期，有两个平民喜欢公开批评官员，给对方造成舆论压力。朝廷大员们因为害怕遭到这二人的斥责，争先恐后地携带重礼前去登门拜访，拉拢关系，可见民间舆论在当时的力量。
　　在东汉后期的内忧外患之中，曾经貌似无比强大的皇权和官僚集团竟然不得不向民间团体低头让步，这实在是前无古人的独特社会景致。很难想象，秦始皇或汉武帝会容忍这类现象的出现。虽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纵览中国历朝历代，凡是纵容百姓如此毫无顾忌地批评皇室成员和XX官员，乃至于质疑整个帝国体制合理性的时代，例如东汉后期、晚唐、南宋、明末与清末，都是走向没落的时代。因为如此深刻而广泛的批评，势必会导致百姓不服从官府的命令，严重影响政权的威望和实力，对奉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专制统治造成破坏，甚至给外敌的入侵提供良机。如果无法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话，帝国当局就只剩下两种对策：一是把部分政权授予那些批评者，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欲望；二是动用武力镇压。晚期的东汉帝国，不幸即将成为第一个实践这两种对策的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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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之鹰

　第二章 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摔倒”
　　 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闹不明白，连续两次帮助皇帝扳倒佞臣、权阉，怎么就不能让皇上龙颜大悦呢？
　　当婴儿袁绍正躺在襁褓里吃奶之时，东汉帝国正在被大将军梁冀拖向无底深渊。
　　 梁冀执掌东汉帝国政权长达22年之久，却似乎没做过几件好事。史书给他加上了大量令人发指的罪状，例如谋杀君主、迫害异己、压榨百姓、贪污腐败、行为僭越等等，可谓罄竹难书。早在公元142年，侍御史张纲便对梁冀的统治作过著名的评论：“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其实，梁冀本人也许没有这么恶劣，但诚如孔子的爱徒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随着时光的流逝，梁冀的贪婪名声甚至不再限于中国，而是远播境外。到中国来的西域商人都知道，洛阳城里有这么一位人傻钱多的大将军，于是时不时给他带来一些稀奇而昂贵的商品，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火浣布”。所谓火浣布，就是一种用石棉纤维和亚麻混纺而成的布料，入火不燃。如果布脏了，点火一烧，就会变得干净，故名“火浣布”。此物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会织，用于制造防火服和灯罩。由于石棉纤维加工困难，混纺的技术要求又很高，即便在罗马原产地，火浣布的价格也很昂贵。 经过丝绸之路上的重重关卡后，来到中国的罗马火浣布和远销罗马的中国丝绸一样，价格翻了数百倍，俨然已经成为无价之宝。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西域商贩宣称，火浣布是用生活在火山中的一种巨型老鼠的皮毛织成，而汉人对此也信以为真。
　　在酒宴上，梁冀喜欢穿着用火浣布织的衣服，故意把它弄脏，然后当场扔进火里烧，以此向在座宾朋们炫耀自己的富有。 作为梁冀的同事，袁绍的祖父袁汤大概不止一次观看过这种表演。从此之后，直到三国时期，火浣布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魏文帝曹丕因为终生没见过火浣布，曾经在他的著作《典论》中宣称：“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所以火浣布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曹丕死后，魏明帝曹睿将这篇论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学校园里，誉为“不朽之格言”。不料魏明帝驾崩刚刚一个多月，西域就再次输来火浣布，果然入火不焚。魏国举朝哗然，只好赶紧把那块“不朽之格言”碑砸掉了。
　　火浣布既然深受中国市场欢迎，那么为什么在梁冀和曹睿之间的上百年内销声匿迹于东方了呢？这和愚蠢无能的梁冀XX直接相关。袁绍7虚岁时，也就是公元152年，梁冀委任的西域长史王敬轻信拘弥王的谗言，杀害了无罪的于窴王。愤怒的于窴人杀死王敬一行，而梁冀既不安抚，又不讨伐。从此，于窴、鄯善、疏勒等国隔绝丝绸之路，东西方的陆上交流戛然而止。后来，从印度洋绕过马来半岛到中国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兴起，东南沿海的交州和扬州由此繁荣起来，而原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凉州反而衰落了。
　　对于西域的丢失，梁冀倒也不必独自负责。至少在名义上，太尉才是主管国防的XX首脑，而在公元152年时，东汉帝国的太尉不是别人，正是袁绍的祖父袁汤。从公元146年升任司空开始，再到公元149年改任太尉，直到公元153年下台，袁汤连续担任了8年“三公”，将司空、司徒和太尉做了一个遍，这在东汉时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这8年之内，他的政绩不仅乏善可陈，简直惨不忍睹：当太仆时皇帝被谋杀，当司空时大兴冤狱，当司徒时灾荒不断，当太尉时丢失西域。可是，他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官职反而越做越高，还捞到了侯爵头衔。袁汤自己官运亨通不算，他的几个儿子和亲戚也都出将入相，还与马融这样的名门望族结成了儿女亲家。显然，袁汤并不是在为汉朝做官，也不是在为老百姓做官，而只是在为他自己做官，并且把为官之术发展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汉武帝在位时，有个叫司马安的人四度官至九卿，而无政绩可言，司马迁评价他说：“文深巧善宦”。假如司马迁看到袁汤，又不知将作何感慨？巧宦啊巧宦，韩非子在写作《五蠹》的时候，好像把这种人遗忘了吧？
　　
　　如果梁冀一伙只是生活奢侈，对内作威作福，对外丧权辱国，可能还不会很快垮台。但是最终，这个集团居然开始了自相残杀。梁冀表面上凶恶，内心却相当虚弱。这位连皇帝都敢杀的权臣毕生只怕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孙寿。这个女人爱好虚荣，心狠手辣，擅长挑拨人际关系，精于梳妆打扮、服装设计和建筑艺术，花钱如流水，把梁冀管得服服帖帖。梁冀有一个叫友通期的情妇，孙寿发现后杀光友通期全家，梁冀为了救友通期，亲自跑到孙家，向孙寿的母亲磕头求饶；孙寿也有一个叫秦宫的情夫，梁冀对秦宫却无可奈何。人们都说，梁冀还没有当上皇帝，反倒先有了孙家这样一支难以对付的外戚。
　　在孙寿的教唆下，梁冀重用孙家成员，疏远梁家成员。梁不疑虽然已经辞职退隐，梁冀却还派人到其门口放哨，侦察与自己的弟弟私下来往的人物，列入打击报复的黑名单。梁冀的笔杆子马融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讳，在古稀之年被梁冀以贪污罪查办，免去南郡太守一职，还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发配到边疆充军。马融当年费尽心思诬告李固和杜乔，以求讨好梁冀，最终却不仅没能升官发财，反倒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汉代官场，马融的倒台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连累到他的亲友。袁汤虽然机灵，却也无法独善其身。实际上，在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之前，袁家与梁家便已经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当时，有一个刚刚从太学毕业的年轻人袁著，因为毕业考试成绩最优，相当于后世科举制度中的一甲进士及第，所以被封为甲等郎中 。袁著祖籍汝南，又姓“袁”，很可能是袁汤的亲戚。他就任郎中以后，看到时政混乱，便给朝廷上书，劝梁冀退休，说：“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
　　“四时之运，功成则退”出自《韩氏易传》，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上书中，就曾经引用过这句不祥的话，结果触怒宣帝，被迫自杀。如前文所述，《易经》是汝南袁氏的祖传家学，所以袁著引用《韩氏易传》并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书，就立即派出刺客，四处追杀作者。袁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谎称病死，做了一个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梁冀的魔爪，被捆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年仅19虚岁。作为太学生领袖，袁著有许多同学友人，结果有数十人连坐遇害。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与马融倒台和袁著被杀大约同时发生，恐怕不是巧合。看来，袁、马姻亲联盟的实力已经过于强大，威胁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击。
　　作为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巧宦，袁汤可不会像李固、杜乔、马融等书呆子一样任人宰割。袁汤未曾过问李固、杜乔之死，但绝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这对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负到了袁、马二家的头上，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报不可了。除了将梁冀一举摧毁之外，袁汤别无选择。　　

迷茫之鹰

　　袁汤制订的复仇计划精密而冷酷，将他多年积攒的政治斗争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
　　首先，梁冀这个对手不可小觑。梁家父子兄弟相继执掌东汉帝国政权，至此已经二十余年，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7位侯爵、7位命妇、3位驸马、57位将校，爪牙遍布朝野，控制着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即便梁冀本人愚蠢无能，他的亲友幕僚中却绝对不乏智能之士。袁汤要想打垮他，单纯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须以谋略取胜。
　　其次，梁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外戚”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与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关。公元150年梁太后驾崩，梁冀在宫中的关系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后了。偏偏梁皇后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许别人生儿子，每当妃嫔怀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后与汉桓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梁冀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三，众多历史案例证明，要想推翻一个外戚家族的统治，就必须依赖4股势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汉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过梁皇后的恶行来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卫军却没那么好拉拢。为了促使梁冀垮台，袁汤必须尽快在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闰月，梁冀把光禄勋尹颂提拔为司徒。于是，光禄勋一职便空了出来，最后落入了袁汤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汤的叔父袁敞之子，后者曾经担任司空职务达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职务也是光禄勋。光禄勋执掌着最大的一支近卫军，而梁冀居然会坐视这一要职被袁家成员攫取，可谓糊涂透顶。不久之后，他就将为这个错误付出生命的代价。
　　宦官这个群体十分特殊，他们很少与外界来往，但又见多识广，很难用普通的礼物和人际关系来拉拢。于是，袁汤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手：他竟然让自己的族人袁赦(又名袁朗)挥刀自宫，当太监去了。这样，袁赦免不了要和宫中的老太监们来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就是与袁汤同日受封为侯爵的曹腾。

　　自从汉桓帝如愿即位以来，曹腾的生活可谓幸福惬意。他既然已经是侯爵，就有义务给自己找一个继承人。身为半阉人，他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只好收养中意的少年男子为嗣。能当侯爵的继承人自然是美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渴望不劳而获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很快应者如云。几经考虑，曹腾选择了西汉开国元勋夏侯婴的后代、沛国谯人夏侯嵩为养子，夏侯嵩从此改姓“曹”，也就是曹嵩。公元155年，曹嵩生下一子，取名为“操”。当了爷爷的曹腾十分满意，给养子谋到了司隶校尉的高官，以示嘉奖。曹嵩前后生有两个儿子，也就是长子曹操和次子曹德。“操”与“德”两字同意互训，曹操字孟德，以此推论，曹德大概应该字“仲操”吧。当时已年满10虚岁的少年袁绍，想必不会对曹操、曹德兄弟的出生一无所知。从此以后，袁、曹两家将会越走越近，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除了袁盱和袁赦之外，袁汤还为另一个亲戚袁腾弄到了首都行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洛阳令。这样一来，袁家便控制了洛阳城内的主要政务和最大的一支军队，还获得了宦官们的支持，比起袁汤当三公时，势力有增无减。但他们还得一面逢迎梁冀，一面耐心等待。毕竟，真正能够决定梁家和袁家命运的那个人，只能是梁冀的妹夫——汉桓帝刘志。只要他不下定倒梁决心，梁冀的地位就会稳如泰山。所幸，袁汤身体很好，能够等得起。
　　《后汉书》中多次指出，汉桓帝即位后的前几年只是“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完全被梁冀架空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桓帝也逐渐开始运用自己法定的权力，甚至做出一些对梁冀不利的判决。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发严重的蝗灾和水灾，造成数十万户流民，饥民纷纷聚集起来当土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袁汤就是以此为理由被罢免太尉职务的。为了赈灾，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为官的“公族”，其成员的脾气都很倔。朱穆的爷爷朱晖曾经与袁安共同反对窦宪讨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则有点像牛顿和居里，一思考起学问来，就对周围的环境丧失了感应能力，经常出现散步时落入土坑或河沟的情况。朱穆也是个很热心的人。当年栾巴在“阳气通畅”之后，被赶出皇宫，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业，朱穆便写介绍信，推荐他入朝当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后，一方面围剿土匪，一方面严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为。当时有个叫赵忠的太监，在父亲的墓中随葬了一些逾礼的物件。朱穆一向讨厌宦官，听说后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赵忠的家属。赵忠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于是下令逮捕朱穆，罚作刑徒。
　　在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实是在办好事，却惹恼了宦官，结果遭到打击报复。消息传入太学，引发了东汉第一场太学生上书运动。学生领袖刘陶带着数千太学生聚集在宫门，联名上书为朱穆说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这类事情在西汉也发生过，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处罚力度。但在东汉皇权向民间团体低头让步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读过刘陶等人的奏折，还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刘陶因此声名大振。
　　冀州的局势虽然暂时平定了下来，但周边的青州、幽州和并州却日益动荡。长期以来，兖州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等人啸聚山林，甚至进入南方的徐州打游击，官军屡攻不克。公元156年，时任议郎的段颎被拜为中郎将，东征泰山。几个月后，郭窦、公孙举等人的首级便被送至洛阳。段颎吸取滕抚的教训，给宦官们送去了许多礼物，于是被封为列侯，儿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职。
　　与段颎的捷报传来同时，鲜卑、疏勒、龟兹等国联合进攻云中郡，北方局势危急。桓帝听说颍川人李膺很有能力，于是封他为度辽将军，北上援助云中郡。李膺到郡后，首先击退鲜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敌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对来往的外国人晓以利害，整顿边疆贸易，恩威并施。不过一年，各国纷纷将先前抢走的中国百姓交还，与汉朝恢复了友好关系。按理说，李膺既然立功，便当封赏，但他与宦官关系不好，所以长期无法升迁。作为名士和“党人”的领袖，李膺虽然自命清高，却也无法免俗：多年之后，他将会和马融一样，与袁家联姻。
　　自从为朱穆请愿成功以后，刘陶便开始更加放心大胆地针砭时弊。永寿年间(公元155～158年)，他见外戚和宦官专权日益严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终不能入京为官，于是再次上书朝廷，公然指责起汉桓帝本人来了。其文辞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后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奏折中，刘陶义正词严地批判道：
　　“臣以为，陛下的江山得来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从平民开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拨乱反正相比，您从来没有见过亡国的苦难，从来没有体会过战场的艰险，忘记了高皇帝勤勉节俭的圣训，没有能力增加大汉的荣耀。既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白拣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随随便便地把重大的职责交付给一些邪恶的小人，让他们像虎豹豺狼一样毒害国家，剥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边的权贵，允许他们把各地行政大员的官职授予自己的亲戚朋友，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像野猪和蟒蛇一样吞噬着帝国的财富。天灾无法使陛下的龙体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响您的吃喝玩乐……您名为天子，却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为万民的君父，却不关怀他们的生计。更有甚者，您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妖言惑众为由，屠杀品行高尚的学者；又以图谋不轨为由，陷害开国元勋的后裔，导致死去的鬼魂在坟墓里哀号，活着的人在朝野上流泪。”最后，刘陶强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进京，领导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后，刘陶就备好棺材，坐在家里等着宣判自己死刑的诏书。可是他白等了。一个月过去了，汉桓帝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和袁著相比，刘陶真是幸运。他心中明白：不惩罚就是鼓励。他在奏折里攻击的对象，名义上是汉桓帝，实际上是梁冀一党。汉桓帝虽然挨了痛骂，却反而保护刘陶，说明政治风向已经变了。此时，桓帝对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
　　汉桓帝不仅不打算惩罚刘陶，而且也痛感民生问题的确有必要尽快解决。不久后有人建议，东汉通行的五铢钱重量太轻，面额太小，导致物价高昂，百姓贫困，所以应该改铸大钱。汉桓帝对此很感兴趣，让“四府”的幕僚和太学生们讨论这个经济改革方案。刘陶立即上表反对，桓帝就放弃了铸大钱的计划，又封刘陶为南阳郡顺阳县的县长。
　　刘陶无疑是东汉官场里的一个异类。他的几封奏折，生动地描述了东汉帝国在梁冀的统治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国XX和大批平民走向破产的危急状况。如果东汉XX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马勉、公孙举这样的暴动者只会越杀越多，而滕抚、段颎这样的镇压者却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历时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也必须尽快结束。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政权，汉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金钱。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开刀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仿佛是嫌自己倒台的过程还不够快，在永兴、永寿年间(公元153～157年)，梁冀一伙表现得更加多疑和凶残。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将耿承等大臣都因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继死于非命。刘陶能够逃脱梁冀的毒手，实在不可思议。除了汉桓帝的袒护以外，恐怕再无其它的解释。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58年7月13日)，东亚地区观测到日全食。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日食是重大天灾，有阴暗之物遮蔽太阳，通常说明君主被坏人蒙蔽了。日食发生时，全体朝廷官员都要戴着红色的头巾奔入皇宫，期待日食的尽快结束。 日食之后，朝廷首要官员通常必须引咎辞职，皇帝还应当下大赦令。太史令陈授与小黄门徐璜于是联名上奏说，发生日食的责任只能由执政的大将军梁冀来负，他应该引咎辞职。梁冀听说后，便派人逮捕陈授，后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擅自杀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遗臭万年的结局，汉桓帝闻报后更是勃然大怒，从此坚定了要严惩梁冀一伙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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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有给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间。洛阳所属的河南尹辖区在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万，分为21县，洛阳是其中之一，而郊区人口又明显多于城区人口。也就是说，在这辉煌的东汉帝国首都里，城墙内的常住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0万。当然，这些幸运的人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仆人。
　　毋庸置疑，洛阳城内的生活是相当昂贵的，而其中最贵的莫过于房地产。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特别在经历过王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东汉社会对金属货币的信任度很低，真正为民众看重的财产是粮食、布匹与不动产，粮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货，可以称为“粮本位经济”。与其它城市一样，洛阳各地区的房价也大不相同，城墙内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不动产增值速度很快，“求田问舍”是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当然，这些富人的常住区域也是洛阳城内地价最贵的区域。
　　“延熹里”就是洛阳城内这样一块上风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区。它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延熹”正是汉桓帝的年号，共持续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为在延熹元年以前，没有文献提到过 “延熹里”这个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区，这也是汉朝人取名字无需避皇帝年号之讳的显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里爆发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使这个小区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里的业主之中，太监袁赦显得十分特别。作为袁汤安插在宫中的内线，他这些年来工作很卖力，颇受汉桓帝信赖，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中常侍。
　　袁赦的女邻居更加有趣。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说她的名字叫“宣”。我们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结过两次婚，她的前夫邓香是东汉头号开国元勋邓禹的曾孙，但和袁赦一样，也是宦官。在被阉割之前，邓香与宣女士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议郎邴尊，幼女邓猛尚未出嫁，邓香就死了。此后，宣女士改嫁给孙寿的舅舅梁纪，所以他们一家便成了梁冀的亲戚，邓猛也就随继父之姓，改称“梁猛”。
　　多年以来，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渐渐失去了汉桓帝的宠爱，令梁冀、孙寿夫妇非常焦虑。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急于再嫁一个梁家女孩给汉桓帝，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在此时，宣女士带着小女儿梁猛到梁冀家玩，孙寿见梁猛生得标致，就把她带进宫中，介绍给汉桓帝。经过试婚，汉桓帝很满意，封梁猛为贵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后去世，汉桓帝决意立梁猛为皇后。这时，梁猛的姐夫议郎邴尊却上奏朝廷，追究历史，希望恢复梁猛的本姓“邓”。
　　邴尊的出身虽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却世间罕有，可以提供许多线索。“邴”字通“丙”，汉代文物上一般写作“邴”。西汉中叶，有个叫邴吉的官员参予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登上西汉皇位，是为汉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绩备受世人好评，与萧何、曹参、魏相并称为“萧、曹、魏、邴”四大西汉贤相。西汉后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后裔，邴家成员也常在朝廷为官，直至东汉不绝。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后代，那么他倾向于邓家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他本人就是邓家的女婿。
　　当朝皇后应该姓“梁”还是姓“邓”，关系着许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还未传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为快了。他和孙寿一商量，决心干脆将邴尊和宣女士一家灭口，铲除梁猛原姓“邓”的所有证据。东汉后期，随着中央皇权的动荡衰微，司法和治安机构显得日益无能，于是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达官显贵都私养刺客(又称“死士”，因为这一职业非常危险)，以备不时之需。班固《汉书》所载西汉时期的刺杀案件不过10起，而范晔《后汉书》所载东汉时期的刺杀案件却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东汉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统就曾经派刺客刺杀过辩士张玄。梁冀比起乃祖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剑下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干掉邴尊之后，刺客又来到延熹里，打算刺杀宣女士。但这个小区规划独特，刺客要直接进宣女士家不易，只得从她的邻居——袁赦家的房顶上翻过去，结果不慎发出响声，被袁赦发觉。袁赦便跑到院子里击鼓，又召集家丁呐喊，宣女士有所察觉，刺杀行动失败。在袁赦的鼓动下，宣女士立即进宫，向汉桓帝哭诉。此案的过程显得有些诡异，真相显然只有报案人袁赦最清楚。但无论怎样，桓帝听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决定立即对梁冀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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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的一天，汉桓帝在厕所里召集几个太监开会。这种事在汉代的皇宫里并不罕见，汉武帝就喜欢在厕所里和大将军卫青讨论军政要事，因为那里不仅安静，而且便于保密。梁冀听说此事后做贼心虚，指使一个信得过的太监前去偷听，结果反被当场抓住。汉桓帝以此为由，宣布梁冀派人入宫行刺，意欲谋反，召集全体宦官、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官吏，命光禄勋袁盱调集麾下的禁卫军，与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黄门令具瑗等人去突袭梁冀的大将军府。汉桓帝自己则坐在宫中，一面盯着显示时间的沙漏，一面紧张地等待着政变进展的消息。
　　本来，梁冀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禁卫军。他的亲戚梁淑担任卫尉，洛阳城外最精锐的“北军五校”之中，梁冀的亲戚占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够及时动员起来，完全足以与袁盱的军队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军将士和卫尉的部下见状，也都调转了矛头。天还没亮，光禄勋的军队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围大将军府，然后宣读圣旨：革除梁冀的大将军职务，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县位于今越南中部的亚热带丛林地区，属交州管辖，当时被公认为东汉帝国境内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门，便不会再有好下场，就立即与妻子孙寿自杀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该轮到洛阳令袁腾出场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轻松，也最有油水——抄家。袁腾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宝物等一律上市拍卖，共得30余亿钱，相当于东汉帝国XX的半年税收，桓帝为此免除了全国百姓下半年的税收。
　　其实，相对于梁氏家族执掌20余年朝政，一贯压榨豪强、盘剥百姓的历史来说，总家产只有30余亿钱，实在不能算多。西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不过3年，倒台后XX拍卖其家产，共得43亿钱。就拿梁家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来说，仅她们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8万4千斤黄金，约合8.4亿钱，加上彩礼肯定超过10亿钱；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40余人，包括4位万户候，3位县侯，7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3亿钱。以梁冀的妻子孙寿为例，她每年至少从封地收入5千万钱。再加上历年的朝廷赏赐，无论如何低估，梁家的总资产都理应在50亿钱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项灰色收入，梁家的总资产恐怕不下100亿钱。可是到了袁腾手里，却只卖出了30余亿。看来，在这次拍卖过程中，袁家肯定当仁不让，贱卖贱买梁家资产，上下其手，大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以后，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就得羡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梁家和孙家的主要成员都被公开处死。包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三公”在内，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态度不坚定的数百名官员或被免职，或被逮捕，整个东汉朝廷为之一空。空出来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于是汉桓帝开始大肆封赏。八月壬午日圣旨下，立邓猛为皇后，封邓猛的4位兄弟为县侯，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为万户侯，尹勋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等6名官员为亭侯，后来又加封侯览等8名宦官为乡侯。以往曾被梁党迫害、排挤的官员们如果还健在的话，大都很快得到了升迁：黄琼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陈蕃升大鸿胪，朱穆升尚书，杨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颎升护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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