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名士自风流——有关魏晋风度

商青

现当代两位大家，鲁迅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并校订《稷康集》，余秋雨著有《遥远的绝响》。
   魏晋，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且不论经济、政治、军事，仅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文艺等），在魏晋时代就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转折。
   有过这么一种说法：女人因为爱她的是什么样的男人而矜贵。这话固然有偏颇之处，但一个令历代文人墨客思慕遐迩的时代，一个一千七百多年后仍散发异采的时代，就不得不教人心神摇荡，另眼相看。
   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高洁如《广陵散》，潇洒如《兰亭序》，豪迈如《敕勒歌》，曹氏三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太多闪亮飞扬的名字，尽是一道道红尘风景线。历代的语言大师赠予这个年代一个“风”字。风，即风采、风姿或风度。风是流动的，无影无踪又洒脱不羁，矫若游龙，翩若惊鸿。
   魏晋风度，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有人说，纵性享乐又满怀哲意，这构成了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如此看来，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则成了这种风度的衬托，或者外在延伸。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聚啸林泉，纵酒放诞，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莫过于“竹林七贤”，而阮籍、嵇康二人又是其中代表。阮籍驾车途穷痛哭而返，“白眼”以待世人，惟对嵇康“青眼”有加，对素不相识夭亡少女扶棺哀恸，——这是最纯粹最动人的哭，这是对一个美丽的生命逝去的悼唁。嵇康“风姿特秀”而潇洒不羁，正直刚烈；受谗及罪，三千太学生前往求情，临刑抚琴，泰然冷笑，《广陵散》由此而绝。与其他人婉曲避世相比，嵇康选择的是最刚烈最直接的抗争。
   从表面上看来，竹林七贤忽视人间一切礼教宗法，肆意开放隐藏的本性，不过是一种洒脱不群的放心任情。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他们或积极或消极的抗争与避世，而每一种行为背后，无不隐藏着他们内心深重的悲痛和沉郁的苦闷。
   但无论如何，或出于忧愤或出于避世的魏晋风度，其崇尚的清谈思辨、超然洒脱已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社会意识、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而这又必然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诸如文学上，七贤当时诗文名噪一时，到了东晋陶潜更把自然任真之澹泊推向另一高峰。至于绘画艺术，最具代表的则为顾恺之。他善于以形写神，用笔紧劲联绵，后世评价他的笔法如春蚕吐丝之类，“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掣，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而书法方面必推王羲之，其作品俊朗洒脱，如游龙似惊鸿，飘逸多姿。——当年王羲之与朋友兰亭雅集之时，曾有“曲水流觞”的典故。即把酒杯放在流水中，让它随水漂流，流到面前者则取起酒杯，饮尽其中美酒。这何尝不像择取人生：人生虽如流水般不定，而人却自可以享用其中甘美。这种随遇而安的自信与潇洒，便是魏晋风度的精髓所在。
   与此同时，魏晋风度上承老庄无为逍遥的浪漫理想，下启，则为后来历代文人提供社以天下为己任之外的另一种人生取向。逍遥无待，自然任真，魏晋风度更多地体现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与理想追求，这或多或少体现在各朝代形形式式的人物身上。而在现当代，脍炙人口的金庸小说亦对此有相当的反映。
   金庸笔下最具魏晋风度的人物当是令狐冲。他并不是郭靖式的“侠之大者”、以天下为己任，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侠义率真，不为世俗礼法所拘。旁人谀词，他纵声嘲笑；他毫无心机、名利心，拒绝做任何组织的领袖。有人说，杨过的我行我素，是充满了愤怒叛逆的，而令狐冲的我行我素，却似行云流水，毫无压力。“俯仰无愧，自由自在，行云流水，潇洒仗义”——这是令狐冲式的魏晋风度。小说中，《笑傲江湖曲》与嵇康的《广陵散》有莫大渊源，而令狐冲又具有如此洒脱不羁的自由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对魏晋风度的回响。
   另一个名士风度浓郁的人物，则是那一身青袍，手里拿着一把萧，独来独往，狂傲不羁的黄药师。晚年的他云游四海，却又甘于寂寞，其情状与魏晋时期的名士甘于恬淡、隐居山林的情趣颇为相似。
   自古至今，从文艺到哲学到文化各方面，魏晋风度似乎总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魏晋风度，是人格的真善美，是超然物外的神韵之美，是雅洁的生活情趣，是深邃的人生思考。“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就是魏晋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