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的形象选择——浅说曹操形象的多样叙事

迷茫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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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形象，历来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从《三国志》比较隐晦的客观，到《三国演义》的极端贬低；从其子曹丕曹植等人的敬赞，到朱熹、刘克庄、徐渭等人的抨击，黄子云等人折中评述，以及现代以来鲁迅等人对历史上普遍屈曹的现象进行的翻案式论述，还有当下各种形式体裁中对曹操形象的提高或者意义提取，到如今，一种普遍的推崇现象以及综合全面的审视观念成熟。曹操形象在后人的叙事中变化多端，是奸雄还是英雄在时代的变迁中回环往复。何以如此，原因恐怕需要我们回归到那些关于曹操形象的叙事文本当中，并且考虑这些文本产生的背景和叙事语境。只有这样，通过还原至文本叙事层面，回归历史语境，才能从文本叙事上去发现曹操形象为何被塑造得复杂，以及为何形象变迁更替得如此频繁。

    首先考虑《三国志》。“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页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三国志》卷一）《三国志》被我们当做历史来读，其中《武帝纪》对曹操的记述赞誉比较多，本人自认为它比较客观。曹操文韬武略，军事上统一北方，安定边境，政治上的革新派，领导颁布许多符合历史进步的变革发展，招揽人才，促进文化发展，俨然一个英雄的切面；但陈寿也不回避曹操的“过”，比如“威罚实行”、“所过多所残戮”，还有记述有军士守金逃亡，按照旧法“军征士亡，考究其妻子”。此法已够苛刻了，而曹操“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奏者尽杀之……”。但是这些记述都用语非常委婉，这有陈寿作为西晋人对正统魏王以回避之辞、溢美之言来记述的考虑所在。因此，《三国志》的叙事时代语境下，陈寿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仁慈的暴主”、“唯我的文人”以及善恶交加且善大于恶的双面形象，可以说，这不能说很客观，但全面，很大程度上会是我们现代人愿意看到的曹操其人。

    但是，除开《三国志》这样较为客观的叙事，多数人所接触到的《三国演义》却并没有这样的具有客观性。在演义体小说叙事中，曹操与刘备等人的对比叙事下，曹操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贬低化处理的。罗贯中（有争议的作者）《三国演义》的叙事背景，我们都比较清楚，那就是“拥刘反曹”的民间心理。《三国演义》是民间话本基础上完成的，它需要的是人物形象突出，以打动听者，收获观众。话本夹杂进了很多文学叙事手法进入，导致很多虚构成分存在，但其效果却也不赖。另外，我们也可以推测，任何一个朝代，统治者应该都不会推崇曹操式人物，都坚决打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企图，都要扼杀曹操式的“乱成贼子”人物，都想继续自己血统家族的天下统治，维持家室王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三国演义》之所以流行广泛，原因无非是它适合于封建时代上层统治的要求，也适合了下层人们的心理接受基础，当然，它作为小说话本的易于传播更为主要。

    曹操人物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分别给我们呈现出来了，很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与文学的冲突，导致人物形象的矛盾性。这两种种叙事的效果绝然不同，给后世读者造成的印象也就截然两样了，这种印象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又把曹操的某一面遮蔽，把另一面凸显，这表现的是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历史人物叙事要求以及关注兴趣的大转移。然而，抛开这两篇最为重要的曹操形象叙事来源，我们似乎还可以从其他文本中搜寻一些有关于曹操形象的点面，完善或者说揭示出一个更加丰满的曹操。

    再看曹操本人的文学作品。不说文如其人，但文必定源于人，源于人在写一文章时候的心情感想，起码能够契合作者写文章那一刻的所思所想。曹操的诗文有政治家的身份气质。其子曹丕言：“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页耳。”（《典论·自序》）曹植言：“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诔》）这是曹操二子对其父的评价，不说曹操自己的诗文如何，但在曹操这种对诗书的重视氛围下培养的曹丕曹植，却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曹植才高八斗，曹操培养一个才高八斗的儿子，此功不可没。汉末乱世期间，曹操能“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成为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唐代张说在《邺都引》中形容曹操“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曹操是文人“拟乐府”的开创者，一生留下二十几首乐府诗，全用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首首都是“吟咏情志”之作。他尤擅长创作四言诗。“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如此的功劳，对于文学一领域，他是三国时代政治人物中的佼佼者。另外，他自己的诗，比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秋北征乌桓归来时所作的《观沧海》，这首诗气象万千，含纳万物，有吞吐宇宙的英雄情怀写照，表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境界，如沈德潜所评:“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卷五）钟嵘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下》）这在曹诗《短歌行》中表现最为明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忧忧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写于赤壁之战后的感慨之诗，化用古诗，点缀出曹公悲凉心境，却诗美不减，质朴的悲凉中有诗人高远的气质和宏阔心境。在看曹操《薤露行》诗篇，这些诗篇写于曹操征战期间。夏传才言：“曹操于一九六年（建安元年）曾到经过兵变而残破的洛阳，大约就在这时，他伤今怀古，以夹叙夹议的手法，记述了这一段事变的经过，并以悲愤的心情，表明自己的见解。”（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还有《蒿里行》，借用乐府古题叙事，“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表现曹操对于世道惨象的关注，对于民生聊苦的有意瞥视。“这篇诗记述了当时的战乱和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现实。”（同上夏传才）这些文学性诗篇，表现的都是曹操英雄式或悲慨或豪壮或心系民苦的心境，曹操的正面形象在这些文本当中得到论证。

    但是，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愿意认为曹操乃“负才欺世”的典型，黄子云：“古之有负才而欺世者有三家：曹瞒气桀骜而以诡异欺……”；认为曹操诗文是乱臣贼子的自我夸赞表露，刘克庄：“曹公《短歌行》末云……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之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认为曹操的诗歌都是假惺惺的，自拟周公，没有臣子的身份自觉意识，是不义之士，写的诗作均属欺世之作。除开曹操的文学作品被受质疑外，在曹操的政治言论中，更显出一个残暴、猜忌、阴险的形象。孔融、杨修等文学俊杰及华佗等人被诛杀，对于欣赏而不肯于己所用之人，曹操尽用迫害手段；对于不满者，令自己不快者，也极尽各种手段打压，比如对于杨修。另外，曹操的残暴行政还表现在自私毒辣上，比如“借头压军心”事例，“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汝妻小吾自养之，汝自无虑也。”这里每个字句都渗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还有其他行政署文，比如《诛袁谭令》：“敢哭之者，戮及妻子。”《征吴教》：“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这些以及《三国演义》中提到的曹操的用兵用人诡计，权谋之术的趋近卑鄙，呈现出曹操作为政治家的善于施用权术手腕的阴暗一面。

    罗贯中把曹操划定为“乱世之奸雄”，鲁迅为他平反，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他认为“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曹操的形象历来就是有毁有誉的，不管是史书性质的《三国志》，还是历史演义小说体《三国演义》，还是文学性追求的钟嵘、刘勰，还是经学家的朱熹……他们的观点都是在相应历史情境下的叙事选择，是论者自己所处语境里的发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观念告知我们历史人物的形象都是每一个论者自身所处时代的观念影射；巴特说历史是话语叙事，海登怀特说历史是个人的叙事选择结果……这些理论都告诉我们历史具有虚构性成分，人物形象均属通过语言层面的叙事塑造。曹操亦是，他的功过是非，都属叙事结果；也许真实历史就在于他做过什么事，留下什么成果，而为什么做而怎么做之类的前因后果，以及他留下的诗文之虚伪与否，都是不可接近的故事，可以为后人进行历史细节的无尽想象补充，这种想象不排除加入了叙事者自身的语境规约和经验成规。由此，我们只能这样下结论：曹操的每一种形象都是历史话语或文学语言的叙事选择之呈现，每一个论者所坚持的曹操形象都是论者自身语境下根据其自身经验而想象出来的形象。说曹操，曹操到，不是曹操本人到，而是我们言说着的“曹操”到！

(注：参考文献均作了句末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