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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以郭老自己的历史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中，张仪被写成奸险狡诈的阴谋家，宋玉被写成卖师求荣的无耻文人，郑詹尹被写成放毒杀人的凶手。这既缺乏充足的史实根据，更不符合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特别是张仪，连郭老本人也说：“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沫若选集》第2卷第185页）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大声疾呼为张仪、宋玉、郑詹尹“翻案”呢？在郭老的另一历史剧《高渐离》中，秦始皇被写成暴君。秦始皇的残暴确是事实，但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然是功大于过。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剧本《高渐离》而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见，将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
历史上的曹操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集功罪于一身，也集褒贬于一身：既是扫荡群雄，逐步统一北方的英雄，又是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既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功臣，又是“所过多所残破”的罪人；既是善于广泛收罗人才，“不念旧恶”的创业之主，又是奸诈忌刻，随意置人于死地的不义之徒。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着重选择他的某一个侧面来描写呢？李希凡同志说得好：“要使普通人民永远记住曹操的那一些有益于历史发展的时间短暂的政治经济措施，而又必须抹掉他在兼并群雄的战争中所遗留下来的‘残戮’、‘屠城’的血迹，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人民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完全选择了曹操的‘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性格侧面，也绝不违反历史真实。”（《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再谈〈三国演义〉和为曹操翻案》，《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第95～96页）其实，《三国演义》还是尽可能反映曹操形象的各个侧面的，倒是多数三国戏“完全选择了曹操的‘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性格侧面”。即使如此，也应该承认它们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充分肯定其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而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曹操作为英雄的一面而否定它们，更不能以此来作为“为曹操翻案”的理由。
三
下面，让我们再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本身来看“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吧。
在《三国演义》中，确实大量地描写了曹操“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恶德劣行。但是，这类情节的大部分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对此，有的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对照和分析，我们不再多所举例。可以说，《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的。翦伯赞同志说它“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翦伯赞历史论文集》第442页），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其实，《三国演义》不仅大量地描写了曹操的恶德劣行，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曹操过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才能，兼顾到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这里略举几点：
首先，书中第一次写曹操出场就用了浓墨重彩，写得有声有色：“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第二则。下引此书只注卷、则。）紧接着又介绍了许劭给予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和他初任洛阳北部尉即敢于棒责权贵的果毅行为。这就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比较同卷第一则中刘备的出场：“时榜文到涿县张挂去，涿县楼桑村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可以说，两者的形象都本于历史事实，而对曹操的描绘显然更为引人注目。
其次，在《三国演义》塑造的几十个主要人物中，只有关羽被称为“关公”，曹操被称为“曹公”。作者竭力歌颂关羽的“忠义”和武勇，这是后人一致公认的。可是，与关羽处于敌对地位的曹操也被称为“曹公”，就不大被人注意了。其实，这说明罗贯中尽管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却仍然尽量忠实于历史，把曹操看作高人一筹的人物。
其三，罗贯中为了突出曹操的政治军事才干，除了根据史实描写曹操先后破李莈郭汜，击袁术，杀吕布，破袁绍，征乌桓，降刘琮，败马超，收张鲁，逐步统一北方等重大事功以外，还虚构了一些故事情节。例如，虚构曹操借刀刺董卓的情节（卷一第八则），以表现他的胆识和机敏；虚构曹操矫诏起兵，召集十八路兵马共讨董卓的情节（卷一第九则），以表现他的慷慨不群，敢作敢为。这些情节，在《三国演义》有关曹操的篇幅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难道说得上是对曹操形象的“丑化”和“歪曲”吗？
其四，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写到曹操病死以后，引了后人的诗、论、赞共七段（卷十六第六则）。其中，前面四段都是对曹操大加褒奖的。第一段（“后史官有诗曰”）热烈赞颂了曹操芟刈群雄之功，起句便是：“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结句则是：“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简直把曹操的军功说成了天下第一。第二段（“史官拟《曹操行状》云”）则依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中对曹操的颂扬改写而成，全面地肯定了曹操的政治、军事、文学才能和执法严峻，生活节俭等品质。第三段即系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的评语，对曹操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第四段（“宋贤赞曹操功德诗曰”）指出曹操“虽秉权衡欺弱主，尚有礼义效周文。当时若使无公在，未必山河几处分。”对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持明确的肯定态度。第六段（“唐太宗祭魏太祖曰”）说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虽说不上是怎样的褒，也说不上是怎样的贬。实际上，唐太宗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什么过错（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隋末天下大乱时立代王杨侑为帝，同样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惋惜他就此止步，安于当周文王，不肯痛痛快快地取汉献帝而代之，所以说他“万乘之才不足”。只有第五段（“前贤又贬曹操诗曰”）和第七段（“宋邺郡太守晁尧臣登铜雀台，有诗叹曰”）才是贬抑曹操的。很明显，罗贯中把这七段有褒有贬、褒胜于贬的诗、论、赞放在一起，决不是为了“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三国演义》对于曹操的描写，总的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它写出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丰满生动，真实可信，塑造了古典文学中一个难以企及的人物形象，一个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郭老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但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先撇开“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一句不谈，说罗贯中“是根据他所看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这与其说是对罗贯中的批评，毋宁说是对他的高度赞扬。“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难道不正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吗？从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再到托尔斯泰，从《诗经》中的大多数无名作者到杜甫再到曹雪芹，难道不都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吗？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罗贯中（须知他比莎士比亚还早二百多年呀！）能够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对此难道不应该大加肯定吗？固然，罗贯中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所看到的历史真实性是有局限性的，他不可能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但是，我们只能指出他的局限性，却不能否定“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既然已经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真实性”），也不能否定在此基础上创作的《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翻案”之说，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至于说罗贯中“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生活在六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罗贯中，不“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又该根据什么？难道要他根据当时还不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思想乃至无产阶级思想来评价三国人物吗？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指出罗贯中对曹操的描写受着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却不可能要求他按照六百多年以后的观点来写作《三国演义》。正如大家熟知的，莎士比亚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意识来写作剧本的，却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高的评价；巴尔扎克是根据贵族保皇党的意识来写他那编年史式的杰作《人间喜剧》的，恩格斯却称他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根据“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的意识来从事创作的，列宁却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这几位伟大作家的成就都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那么，对于六百多年前的现实主义作家罗贯中，又为什么要苛求呢？难道他思想中有封建意识就是“为曹操翻案”的理由吗？
郭老一方面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另一方面却又责备《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这样一来，《三国演义》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好书”呢？这种矛盾的评论，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就是毫无瑕疵的了，更不认为罗贯中的写法就是人人都必须效法的模式。我们只是不赞成“为曹操翻案”这个笼统的口号，不赞成用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全面评价来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而主张对这部六百多年前产生的古典文学名著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已。作为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局限于罗贯中的水平。如果今天或者将来有人要以三国题材来创作小说或戏剧，当然应该比罗贯中站得更高，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运用形象思维规律，塑造出与《三国演义》风貌迥异的艺术形象，而且完全可以比《三国演义》中的形象更丰满，更完整，具有更高的艺术概括力，因而也更能受到人民的欢迎。不过，这已不是什么“翻案”的问题，而是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了。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24辑转载。）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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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8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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