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学制,大抵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主要有太学和各郡国设立的学校,而太学只见于曹魏中,是当时的最高学府.私学在汉代曾经十分发达,许多出名的儒学大师的弟子动辄千人,但在三国时,私学比之汉代可就大大不如了.
当时的学校教授的仍然是儒家经典,五经之类的,主要作用是教化民众,整肃民风.而学校的另一重要作用为政府选拔人才由于各种原因,在三国时,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和成效.
东汉末年,教育衰微,究其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战乱频繁,文化教育事业遭到破坏,如董卓作乱时,"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后汉书·儒林传),且年年征战,缺少安定的环境;
一方面由于佛学渗透和玄学的兴盛,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便是醉心于玄学,使当时士族和官僚鄙弃儒经,对于以儒家经典教学的学校教育无疑是大受打击
另一方面,曹魏的"唯才是举"的政策和"九品中正制"使学校的人才培养与做官取仕有了脱节,学校教育在东汉讲究唯德是举,德要先于才,孝廉的人便可做官,曹魏对于有才无德的人照样欢迎.而且"九品中正制"使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不如学也能做官,这无疑严重挫伤了人们读书的积极性.
但即使如此,儒家学说仍不失为教化民众,巩固统治的工具,因此三国政权都致力于兴办学校教育.
先说曹魏,曹魏政权在曹丕黄初五年才在洛阳设立太学,并制五经课试之法.
"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三国志·文帝纪).
太学生由数百人增到数千人,但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兵役,徭役才入学的,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故虽立太学,却是"寡有成者".
刘馥的儿子刘靖曾上疏陈儒训之本曰:“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直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三国志·刘馥传)
曹操曾在建安八年下令设立地方官学,但在战争环境中是否有实行,却不得而知了.
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在建安七年的时候曾下令置学师以教将士之后,这的学师不知道是公学还是私学? "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三国志·武帝纪).
再说蜀汉吧,蜀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不多,但也有零星记载刘备在入蜀后对学校做过一番整顿.
"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三国志·许慈传)
孙吴政权中孙权在黄龙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三国志·吴主传)
此外,孙休在永安五年下令按古制置学官,设五经博士.
"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三国志·三嗣主传)
关于私学方面,我很难找到记录,刘备这条大概算是私学吧,"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三国志·先主传).呵呵,刘备是当时的达士卢植学生.
三国时的学制比起前代基本没有创新,而且由于战乱,学校教育势微,但作为封建正统儒家学说的传播者,学校教育仍得以勉强维持. |